蒋介石就是民族罪人，制造了多少惨案？其中渣滓洞烈士遇难，就是蒋介石指示毛人凤下的毒手，很多人只知道最小的叫小萝卜头，死的的时候才七岁，其实还有一个更小的，死的时候才九个月，这样的政府不亡，天理难容？ 一九三一年九月，日本动手霸占东北，山河一下子塌了一角。 后来有了西安事变，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张学良、杨虎城把蒋介石扣在城里，逼着他别再忙着“剿共”，先把枪口对外。表面上是答应了，私下里另算小账，张学良被囚了一辈子，杨虎城被暗害，跟他们来往的一批进步人士也被一网打尽。 宋绮云就在这一网之中。 抓到人还不够安心，特务盯上了家属。过了几年，一九四一年的寒冬，重庆上头飘着冷雨，白公馆女牢的大铁门吱呀一声，押进来一对母子。母亲叫徐林侠，怀里那个还不会走路的，是宋绮云的儿子，名字起得很大气，叫宋振中，寄望“振兴中华”。 白公馆外面是巴山渝水，里面却是另一个天地。 女牢又矮又潮，墙角常年渗水，十几个人挤在一张破草席上翻身都难。 吃的是发霉的米糠和烂菜帮子熬出的黑汤，味道冲得人直翻胃，量还少得可怜，只能吊住命。 小孩长在这种地方，肉往下掉得快，细胳膊细腿，皮包骨头，小身子顶着个大脑袋，难友们看得心里发酸，给他起了个外号，小萝卜头。 牢房里有个细节，直到今天一提，很多人眼眶都会发热。 有次，一个特务手里捏着块糖，在牢门口晃来晃去，笑眯眯地跟小萝卜头说，叫一声阿姨，就给糖吃。小萝卜头盯着那块糖，眼神里全是馋和犹豫，脚步却往后缩，憋了半天，只认定一句话：你是特务，是看守，这东西不能接。扭头扑进母亲怀里，一边哭一边问，妈妈，糖是什么，什么味道。 徐林侠看着孩子，只能伸手在窗台上抹了一点盐，提起来送到孩子嘴边，说，孩子，这就是糖的味道。盐粒在舌头上一化，辣得发苦，小萝卜头记住的“糖”，从那天起就是这种滋味。 一个普通家庭的孩子，本该在街边摊上买糖葫芦，在院子里追着同伴打闹，他的童年却被锁在一间阴湿的牢房里，用盐巴学会了“甜”这个字眼。 天晴的时候，院子里偶尔有鸟飞过。徐林侠会抱着小萝卜头站到窗边，让他扒着铁栏杆往外看。那孩子突然冒出一句，妈妈，什么是自由。母亲顺势指着天上的小鸟，说，自由啊，就像它，想飞就飞，想落地就落地，想唱就唱，没有人拿枪指着它的头。话说得很轻，像是在给孩子解释，也像是在对着那截灰墙自言自语。 时间在这种日子里拖着走，小萝卜头慢慢长到六岁，已经该上学了。山下的孩子背着书包进校园，山上的这个，只能在铁门里转圈。宋绮云和同牢的难友商量，想帮孩子争取点读书机会，提出让他去外面学校上课的要求。看守一句“这里是秘密监狱，谁都别想出门”，把希望压死在门口。 牢房里的人不认输，集体绝食，用自己的命去压这件事。几天下来，特务也怕出事，只好退了一步，不放人出监狱，只同意在牢里办个小“学校”。会写字的难友轮番当老师，墙边支起一张破桌子，几块木板拼成小板凳，小萝卜头就那样坐在角落里，一笔一画学字。黄显声将军从自己仅有的文具里掰下一截铅笔送给他，那点灰不溜秋的小东西，在孩子手心里握得紧紧的，比什么玩具都金贵。 两年多过去，小萝卜头能认很多字，古诗能背出好几首。这个年纪的孩子在街上可能还在转陀螺，他已经在背“人生自古谁无死”这样的句子，他懂不懂无所谓，大人们心里有数。年纪小有时候也是护身符，看守盯紧的是那些被认定为“骨干”的人，对这个瘦小的娃，反倒松了不少。小萝卜头脑子灵，悄悄当起了小交通员，把监狱里秘密办起的《挺进报》一份份从牢房传到牢房，带着外面战场的捷报和组织的消息。 一九四九年，解放战争的天平已经彻底倾斜，人民解放军节节推进，旧政权一路败退。渣滓洞、白公馆里的共产党人，从《挺进报》的字里行间听懂了形势，知道外面世界在变。中国共产党派代表交涉，要国民党释放这些被关押的革命者，这既是政治态度，也算给对方留最后一点脸面。 一九四九年九月六日，这个日子离新中国宣告成立只剩二十四天。很多人当时都觉得，看样子总能活着走出监狱，去亲眼看看新的国家会长成什么样子。决策层另一套算盘已经打好。蒋介士重新发话，任何人不得释放，一律处死。这个指令下来，毛人凤负责的特务系统开始按名单“清理”，渣滓洞、白公馆成了最后的屠场。 名单上不只有成年人，还有像小萝卜头这样的孩子。更小的有的入狱时才九个月，跟着父母一起被关，等不到长大，也等不到天亮。枪声在山城夜色里一阵一阵，许多人连名字都没来得及留下，就倒在血泊里。小萝卜头一家被集中押上刑场，最后倒在同一片泥地上。遗体被草草掩埋在小屋旁边，想借着乱世，把一切都埋干净。 重庆解放后，人们一点点清理旧案，在白公馆附近挖出一堆堆尸骨。小萝卜头的遗骸被辨认出来，小小的骨架蜷缩着，双手紧贴在胸前，手心里还攥着那截铅笔。那是他用来写字、抄古诗的小东西，也是难友们拼命给他争来的读书机会的象征。到头来，竟成了他护在胸口的“遗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