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并没有意识到，泽连斯基其实没有说谎，俄乌打了四年，乌军确实只有5.5万人阵亡，其余的都被乌克兰定义为失踪人员。 要知道俄乌冲突头两年的战场环境直接导致伤亡数据模糊。基辅保卫战期间，战线快速移动，城市巷战与野外机动交织，大量士兵在突围、阻击过程中与部队失去联系。部分作战区域长期处于炮火覆盖下，遗体难以回收，甚至被废墟或土壤掩埋，缺乏进行身份核验的基本条件。 哈尔科夫反攻阶段，乌军推进速度快，部分前沿部队深入俄方控制区域，后续补给与搜救未能及时跟进，许多失联士兵无法确认具体状态，既无法证实阵亡，也不能排除被俘或失联的可能，只能暂时列为失踪。 这一阶段的统计工作面临通讯中断、登记系统脱节等问题，基层作战单位的伤亡记录难以快速汇总至中央数据库，进一步加剧了数据模糊性，使得官方只能优先统计有明确遗体和身份信息的阵亡人员。 2023年至2024年战线固化后的阵地战，让伤亡统计的核心矛盾转向“确认难”。顿巴斯和南部战场的阵地战以高强度炮火打击、战壕对峙为主要形式，每一次攻防都伴随着密集的火力覆盖。 士兵阵亡后，遗体可能留在敌方控制的阵地或无人区，双方均难以组织安全的搜救行动。部分区域因反复炮击，遗体完整性遭到破坏，DNA鉴定等身份确认手段难以实施，即便后续通过遗体交换回收部分遗骸，也无法与失联人员信息精准匹配。 这种情况下，按乌克兰的统计规则，未完成身份核验的遗骸对应的士兵，仍需维持失踪登记，无法计入阵亡人数。同时，阵地战的消耗特性导致失联情况常态化，前沿部队的小股渗透、阵地坚守等任务中，士兵失联概率大幅上升，这些人员自然被纳入失踪范畴，而非直接判定为阵亡。 乌克兰对伤亡数据的统计口径有着明确界定，这是5.5万阵亡数字的核心依据。其统计规则遵循“确认阵亡需满足身份明确+遗体回收”的双重标准，只有通过DNA比对、身份标识核验等方式确认身份的阵亡人员，才能被纳入官方阵亡统计。 对于失踪人员，乌克兰在冲突期间调整了相关法律，将失踪认定为法律死亡的期限从三年缩短至180天，但这一认定仅用于家属办理相关手续，并未直接将其转为阵亡统计。 这种严格的统计标准，本质上是战争状态下的务实选择，既避免因仓促判定导致统计误差，也为后续可能的遗体回收和身份确认预留空间。 背后的现实考量进一步支撑了这一统计方式。从财政角度看，每位确认阵亡士兵的家属可领取高额抚恤金，若将大量未确认的失踪人员直接计入阵亡，会给本就依赖西方援助的乌克兰财政带来巨大压力。从士气维持来看，相对可控的阵亡数字能减少国内民众的战争焦虑，为持续征兵动员提供基础，同时向西方援助国传递“损失可控”的信号，保障援助的连续性。此外，乌克兰出台了严格的战时信息管控措施，禁止传播未经核实的伤亡数据，这并非为了隐瞒真相，而是为了避免虚假信息引发社会动荡，确保统计数据的权威性。 第三方机构估算的乌军阵亡人数高于官方数字，核心差异在于统计口径不同。这些机构往往将失踪人员中的大部分默认为阵亡，而乌克兰官方坚持“实证统计”，仅认可有明确证据的阵亡案例。俄方移交的乌军遗体数量虽看似与官方阵亡数存在差距，但这些遗体中仍有部分未完成身份匹配，无法直接转化为阵亡统计。本质上，5.5万阵亡数是“法律确认数”，而失踪人员是“待确认数”，两者并非对立关系，而是战争统计中不同阶段的分类结果。 这场持续四年的冲突中，伤亡统计的差异本质上是战争残酷性的体现。泽连斯基的表述并非谎言，而是基于战场现实、统计规则和现实需求的客观陈述，失踪人员的存在的是高强度战争中伤亡统计的必然结果，而非刻意隐瞒的产物。这些数字背后，是无数家庭的等待与伤痛，也是现代战争中统计工作面临的普遍困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