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粟裕到北京公干，遇到情报部长李克农。突然李克农快步走向粟裕，肃然开口：“粟裕同志，我儿子李伦是不是牺牲了？你不要瞒着我。” 咱们得好好唠唠这届总参谋部的班子，那真是“神仙打架”，天团阵容。 那时候毛主席找粟裕谈话，粟裕谦虚说自己干不了。主席咋说的？主席说：“牡丹虽好，还需绿叶扶持。你努力干吧！” 好家伙，主席给配的这帮“绿叶”，哪是绿叶啊，简直就是一片“原始森林”。 你看看这名单：张宗逊、李克农、陈赓、王震、许世友、邓华、彭绍辉、张爱萍、杨成武、韩先楚。整整10位副总长！ 这阵容奢华到什么程度？两名大将，九名上将。这帮人，随便拎一个出来，那都是能独当一面的封疆大吏。有的能在这个山头当大王，有的能在那个野战军当司令。把这么多“龙”和“虎”聚在一个槽里吃草，还要干出活来，这得由多大的气魄？ 后来人称“好犯上”、“惹不起”的张爱萍将军，晚年回忆起这段时光，那是赞不绝口。他说：“粟裕同志任总长的时期，是总参最好的时期，也是我心情最愉快的时期。” 这就奇了怪了。咱们都知道张爱萍将军那是出了名的有性格，叶帅说他“浑身是刺”，邓公说他“惹不起”。怎么到了粟裕这儿，他就“心情最愉快”了呢？ 理由其实很简单，就俩字：纯粹。 那会儿的总参班子，分工那是相当明确，而且每个人都是行家里手。 粟裕作为总长，他聪明就聪明在“抓大放小”。他知道自己擅长战略和作战，就把重心全放在主席和军委关注的国防大事上。比如那个著名的《关于保卫祖国的战略方针和国防建设问题的报告》，还有重新划分全国12个大军区，这都是那时候搞出来的定海神针。 剩下的事儿呢？放权。 李克农管情报，那是老本行，谁敢在他面前班门弄斧？陈赓管作战，这位黄埔奇才、幽默大师，打仗鬼点子最多；张宗逊管训练，严字当头；张爱萍管编制体制，那是出了名的认真。 粟裕对这些副手，那是百分之百的信任。张爱萍后来回忆说，粟裕从来不独断专行，有事儿大家商量，定下来就你去干，他绝不插手瞎指挥。这就好比你是个大厨，总厨就把菜单定了，剩下的切墩、掌勺、摆盘，全看你的本事，他绝不站在旁边指指点点说你盐放多了。这种工作环境，对于这帮心高气傲的开国名将来说，太舒服了。 而且，这帮人虽然工作上也会拍桌子瞪眼，但那是为了公事。张爱萍说得特别实在：“我们也争，但从不计较，相互间从来没有隔阂。没有哪个是你整我、我整你的。” 一帮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汉子，身上谁没几个弹孔？他们太知道和平来之不易了。 说到这儿，咱得插播个细节，特有画面感。 那时候总参开会晚了，这帮将军们肚子饿了咋办？难道是有人送特供？拉倒吧。张爱萍回忆说，他们几个人一合计：“走，打牙祭去！” 去哪？后海的烤肉季，或者全聚德。 几辆吉姆车往门口一停，老板一看，哟，这帮首长又来了。他们怎么付钱？轮流坐庄，自己掏腰包！ 今儿是粟大将请客，明儿可能就是陈大将买单。看着这帮威震敌胆的将军，围着个火炉子吃烤肉，满嘴流油地聊着国家大事，这场景，是不是特接地气？这才是真正的人民军队的将领，食人间烟火，却怀家国天下。 但这帮“老伙计”能聚在一起，背后是无数战友的牺牲换来的。 咱们回过头来看看1955年的授衔数据，就能明白为什么李克农当年问粟裕那句话时，会那么紧张。 那是真正的“一将功成万骨枯”。 1955年授衔的将帅里，身体完好的那是少数。刘伯承元帅，眼睛受过重伤，那是“军神”；还有10位独臂将军，像贺炳炎、彭绍辉这样的上将，胳膊都打没了。最让人心疼的是四野猛将龙书金，左胳膊被打断，接骨接短了，只能像个挂件一样吊在脖子上，就那样还打了十年仗。 李克农自己身体也不好，长期搞地下工作，心力交瘁。他问粟裕儿子死没死，是因为他身边牺牲的同志太多了，多到他觉得“幸存”反而是一种奢望。 所以，当这帮幸存下来的精英，组成了1954年的总参谋部时，他们心里憋着一股劲：战友们没看完的风景，我们要替他们看；战友们没守住的国门，我们要替他们守。 这也就是为什么张爱萍会觉得那是“军队建设最好的时期”。 因为那时候的人，心里没杂念，眼里有光。 他们研究的是怎么把美军的战法吃透，研究的是怎么搞出中国的原子弹，研究的是怎么让解放军从“小米加步枪”变成现代化正规军。 特别是陈赓大将，1956年粟裕生病休养期间，他代理总参谋长一年多。这位老兄更是个工作狂，即便身体不好，也像拼命三郎一样抓训练、抓学校。可惜啊，天妒英才，这届班子里的好多人，因为早年透支太大，身体都不算长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