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毛主席偶感风寒，发烧已经有一个星期了，扎针吃药都不见好转，有人就向主席提议看看中医，并举荐了孔老。这孔老就是赫赫有名的京城四大名医之一的孔伯华。 一九五一年的春天，土儿胡同六十一号门口停了一辆黑色轿车。傅连暲推门进院，屋里银须老者收起书本，身边站着个瘦高的小伙子。傅连暲说明来意，说香山那边有人发烧许久，请孔老出诊。老者点点头，小伙子提起药箱，父子俩就这么上了车。 车往山上走，风一阵阵灌进来。双清别墅里，毛主席斜靠在床上看书，脸上带着连烧七天后的疲惫。针扎过，药也吃了，体温始终压不住。见客人进门，他伸手笑问：“早听说孔老大名，是孔子第几代孙啊？”老先生答：“第七十四代。”一句问一句答，客气到了，信任也有了。 寒暄停下，屋里只剩号脉的轻响。孔伯华指尖搭在手腕，又看舌苔，病程一条条问清。他不爱堆长句，只劝安心服药、静心休养。出到客厅，他坐下，一味一味报药名，让跟来的三儿子孔嗣伯提笔写方。这年小伙子十八岁。方子不花哨，剂量不算轻，两三付，抓紧煎好送上去。药下肚，第二天体温往下走，几付吃完，烧退了，屋里一口气总算松下来。毛主席托傅连暲捎话，连声称赞孔老，说改天再好好聊聊中医这桩老学问。土儿胡同这一口老门，从这天起，多了一条连到香山的线。 这条线往前追，会追到曲阜孔家的老宅。孔伯华出身“至圣先师”后代，是孔子第七十四代孙，祖父孔宪高、父亲都中过进士。祖父精通文史，也熟读《黄帝内经》《神农本草》《伤寒论》，懂得行医。母亲体弱，常年随家南北奔波，在偏僻地方缺医少药，全靠祖父诊治。小小年纪的孔伯华，喜欢守在药案旁，看他摸脉抓药。六岁进私塾，四书五经背得滚瓜烂熟，典故张口就来，读医书遇到经义，转得比别人快。 二十三岁那年，母亲病重离世，临终一句“要救世医人、扶危济困”，在他心里扎下去。那时，他已经用自己的方子治好过几位久病亲友，乡里人嘴上服气，他反而觉得底子不够。闲下来就背着包袱出门，哪里有名老中医，就站在一旁看，能学一招是一招。伤寒学派、温病学派各有说法，他看得多，也看烦了，在文章里写过一句重话：用药杀人，医者尚不自知，比兵刑杀人更阴毒。对他来说，派别的架吵得再响，床上那个人才算数。 一九一〇年，他二十五岁，受聘进北平外城官医院。这家医院建于光绪三十四年，是后来宣武中医院的前身，既看门诊，也收住院，还管防疫。杨浩如、陈企董、陈伯雅、赵云卿、张菊人等名医都在这里坐堂。 一九一八年那场大流感，把这口气压成了硬疙瘩。全球死了五千多万，中国上海、重庆等城，得病的人占当地人口一半，河北、山西一带死者上百万，乡村间流传着“今昔聚首言欢，明朝人鬼异域”这句顺口溜。北洋政府派中医医疗队进廊坊疫区，他和杨浩如、张菊人、陈伯雅一道去了。车刚进村，就看见门口挂着白纸布，屋里有人刚咽气，炕上还躺着高烧不退的亲人。 不少人对中医防疫不买账，有的宁肯在家里烧香磕头。医疗队顾不上多解释，先往井里下药，再挨家挨户送药，把煎服办法和简单防护一遍遍说清。谁家有人退了烧，口碑一传，更多人扶着墙来求诊。疫情一点点压下去，医疗队却折在陈伯雅身上，他在疫区感染，没能活着回来。几位中医后来合写《传染病八种证治析疑》，把在瘟疫里试出来的东西写成册子。 一九二三年，他离开外城官医院，在城里挂出自己的招牌，把门向普通百姓敞开。行医生涯走长了，他的心思开始往“教人”那头偏。和萧龙友办起北平国医学院，在校史开头写下“医为生人之学”六个字。医不是简单谋生的营生，是让人活下去的一门学问，行医之道就是生人之道。温热病是他的拿手好戏，爱用石膏，常下一两、二两，久而久之，京城里叫他“孔石膏”。 时间再推回香山。一九五二年，他第二次上山，在双清别墅的凉亭里坐下，把这些年眼见的情形慢慢讲给毛主席听。中医是老祖宗留下的宝贝，中医教育却断了多年，人才越来越少，社会上时不时有人顶着“科学”的名义，拿中医开刀，说它落后，说它不如西医。照着这样的风气走下去，这门学问迟早要缩到角落里。毛主席听得很仔细，当场说，新中国不会把中医扔掉，让他好好想想具体怎么办。 那天晚上，他回去提笔写信。信里说，人活在世上，免不了受时气侵扰，也免不了被情绪拖着走，生病就是常事。生病了就得靠医生，不必分中医西医，只要肯为治病救人下功夫，都应当被信任。他又提到《黄帝内经》，说这是传统文化的集大成之作，理法经得住时间，不能说丢就丢。末了把话落在一点，希望国家尽快办起中医学院，把年轻人系统教出来。 这封信靠着那条“香山的线”送进中南海。毛主席看完批给周总理，让他找机会和孔伯华谈。周总理托新华社和教育部的同志，到土儿胡同六十一号，把他当年创办北平国医学院留下的两柜办学资料一件件抬走。那时候孔伯华已经病倒，在床边指着柜子，叮嘱儿子孔嗣伯帮忙，把档案全都无偿交给国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