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我军攻打越军炮台，打了100多发炮弹，都没有攻破，这时，一个炊事员跑来说：“我有办法！” 那一年对越自卫反击战，东线的炮火已经把同登那片山地翻了个底朝天。平顶山上那个越军炮台，被我军砸了一百多发炮弹，山皮掀掉了一层，暗堡里还在冒火。指挥所里很闷，这里卡着去谅山的咽喉，拔不掉，后面的仗都别想痛快打。 夜里，一辆盖着伪装网的北京牌越野车冲出友谊关口，车里坐的不是哪位大首长，是个在伙房摸了多年锅碗瓢盆的炊事员，叫何国安。战士们听说他要去前线，都有点犯嘀咕：打钢铁堡垒，靠的是大炮，不是炒勺菜刀。 友谊关在广西凭祥一带，与山海关、潼关、嘉峪关同列十大名关。早年叫过雍鸡关、界首关、大南关，一九六五年国务院拍板，才有了“友谊关”三个字。关外再往南，就是越南的同登、高平、谅山。 何国安跟这片山地的缘分，要往前翻到一九四三年。 那年他从广西宁明去越南同登当工人，被法国人赶上山干粗活。 平顶山原本是个普普通通的山头，被法国工兵带着苦力，从山顶往里打洞。钢轨砸进岩壁，混凝土浇下去，整座山被挖成米字形三层暗堡，四面八方射击孔像眼睛。山腰掏出两个又深又大的竖井，军官叮嘱不准回填，说是通气用。别人干完活就想赶紧下山，这句话在他心里却扎了根。 一九五一年，他回国，被安排在友谊关边防检查站、凭祥发电厂做炊事员。架大锅、熬粥、蒸馒头，日子看着离枪炮很远。 隔了二十多年，部队打到同登，他当年挖的那座炮楼又挡在中国军队面前。 一九七九年二月十七日，对越自卫反击战打响，东线部队从友谊关出击，炮火轰完，三路压进越南境内。 当天下午，在东溪一带占住制高点，修起环形防御阵地，卡住越军三四六师南逃路。 二十四日，我军从东、西、南三个方向一齐压上去，激战七个多小时，到二十五日凌晨，高平被拿下。部队往南，目标对准谅山，可平顶山上的法国楼横在路中间。 那座暗堡里塞的是越军第三师飞虎团，仗着法军留下的钢铁地堡，口气大得很：“中国军队打不下同登，同登一守住，他们就别想进谅山。”炮火一轮轮砸上去，山外皮肉被削得差不多了，山肚子里的堡垒照样硬挺。 这个节骨眼上，前线指挥员想起友谊关那个当过苦工的炊事员，车一开，何国安就被点了名。 他上平顶山那天，山坡上满眼都是新炸出的弹坑，泥土和硝烟混在一块。越军从暗堡里往外扔炮弹，封着山头打，尘土卷着石块往天上飞。如果这时候命令部队大规模压上去，伤亡肯定吓人，躲在山腹里的敌人反倒安稳。 何国安带着几个战士，在刺蓬间穿梭，趁着炮声的间隙变换位置，心里一边琢磨，当年那两个竖井大概在什么方向。 一趟下来没见成效，第二天清早，他又摸上山。 天气闷热，石头晒得发烫，战士们趴在乱石堆上翻找，大汗顺着脖子往下滴。有人打趣说，在这堆烂石头里找那两口天窗，比在热灰里摸煨熟的蚕豆还要难。 话里带着笑，心里都明白，这两口竖井要是找不着，平顶山还得在炮火里硬耗。 一堆乱石下冒出的一个小洞，引起了他的注意。他干脆趴到地上，用手指一点点抠，把挡在洞口前的树枝、碎石慢慢掏开，一块差不多桌面大小的水泥盖板露了出来。工兵赶来，炸药包一贴，响声一过，盖板被掀开，一个黑黢黢的深洞出现在众人眼前。 何国安心里有数，这就是当年军官死活不让填死的通气井。 战士们没多废话，把捆好的炸药包朝洞里扔。山腹里闷雷一样的响动一声接一声，平顶山开始发抖，原本往外喷火的射击孔一片片沉寂。 冲锋号拉起，攻坚部队踩着乱石冲向山头，等冲到暗堡前，只见钢轨扭成一团，混凝土碎成块，越军第三师飞虎团的五百多号人，再也撑不起什么王牌架子。 俘虏被押下来时，有人心里不是滋味地嘀咕，当年日军打这个炮台打了四十五天都啃不下来，这回中国军队几天就把炮楼炸塌，还顺道把通往谅山的路给打通。 战后，何国安因为这次奇功，荣立一等功，在火线上递交入党志愿，很快成了共产党员。中央军委给他记下支前模范的称号，一九八四年，水利电力部又授予他特等劳动模范。 一个在法军炮楼里当过苦工、在伙房里熬粥蒸馒头的普通人，把自己身上那点冷门记忆用在刀口上，扭转了一场恶战的局面。 对越自卫反击战里，有人端着钢枪往前冲，有人推着车、挑着担，还有人像何国安，看着不起眼，却在关键时刻递上最要紧的一招。 平顶山上的弹坑慢慢被雨水抹平，友谊关口照样有风，提起那场仗，人们总会想起那个从伙房被叫到前线的炊事员，和他指着乱石堆说“我有办法”时那句朴素又笃定的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