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 年，身着便衣的王云和马红艳正走在土坡上，不料撞见残害百姓后折返的日军，被强行拖拽进空屋。王云与马红艳并非普通妇女，而是中共湘南地下党组织起来的女子别动队成员，此番换装下山，本就是为引诱零陵西郊长期单独行动的一支日军小队进入伏击范围。 空屋的木门被踢开时，王云迅速扫了一眼屋内环境：破旧木桌、半截土墙、窗棂松动。马红艳的手被反扣在身后，却悄悄以脚尖触地，确认信号弹引线仍在衣襟内侧。 两人都清楚，这次任务不是临时起意，而是地下党经过多次侦察后制定的行动。 时间要往前推到1943年。那一年，侵华日军对湘南展开所谓“清乡”，零陵、祁阳一带村庄接连被焚毁。根据地方志资料，零陵周边数十个自然村遭到洗劫，大量百姓流离失所。 王云所在村落就在那次行动中被烧成灰烬，王云父母与兄长遇难。 马红艳的家庭也未能幸免。亲历这一切后，王云与马红艳没有选择逃往后方，而是在当年秋天找到地下党联络点，请求加入抗日队伍。 女子别动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建立。组织者参考早年革命根据地妇女武装经验，将年轻女性编入侦察与牵制岗位。 训练地点设在祁阳与零陵交界的丘陵地带，课程包括夜间识路、近身防卫、情报传递以及如何在被盘查时保持镇定。队伍没有正规军衔，粮食也常常不足，但报名者仍不断增加，多数成员都有亲人死于战乱。 地下党负责人曾在一次简短动员会上写下这样一句话：“国家有难，匹夫有责。”这句话后来被抄在训练场的木板上，王云每次经过都会停一秒钟。 1945年春，湘南局势出现变化。日本本土补给困难，但驻守部队仍不时外出抢粮。零陵西郊这支约二十人的小队尤为凶狠，经常选择赶集日下乡，带走稻谷与牲畜。 群众向地下党反映情况后，情报人员连续数周跟踪，发现这支小队行动路线固定，返回途中必经一段土坡。 伏击计划逐渐成形：由熟悉地形的女子别动队成员充当诱饵，引敌集中，再由山间埋伏的民兵与游击力量合围。王云与马红艳主动提出执行核心环节。 地下党负责人一度犹豫，但考虑到两人多次完成侦察任务，最终批准。 回到那间空屋，日军士兵将步枪随意靠在墙边，以为抓到普通农妇。王云借挣扎靠近一名士兵，用藏在发簪里的细针刺向手腕，士兵本能后退，屋外同伴听到动静陆续靠近。 马红艳趁混乱扯开衣襟内侧的引线，低声提醒：“再撑一会。”时间在缓慢流动，王云手臂被拖拽得发麻，却始终保持清醒。 山坡另一侧，负责伏击的队伍已经等待多时。信号升起后，包围迅速展开。战斗持续时间并不长，地方党史资料记载，此次行动被视为湘南敌后作战中一次成功的小规模歼灭战，对稳定周边乡村起到明显作用。 战斗结束后，王云与马红艳只做了简单包扎，又被派去参与新的侦察。战争尚未结束，队伍没有停下的理由。 抗战胜利后，女子别动队并未整体转入正规建制。1946年解放区整编中，王云被推荐进入县妇救会，从事组织与宣传工作。 1951年抗美援朝期间，王云负责物资转运，往返于补给站之间。档案中评价王云“执行力强，能吃苦”。 马红艳则在1949年后调入祁阳地区党校，从事妇女政治教育。多年间，马红艳很少提起过去。 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当地开展抗战口述史整理，工作人员找到马红艳时，马红艳才详细讲述女子别动队的训练与行动。 记录者在笔记中写道，马红艳语气平稳，没有刻意渲染。 进入二十一世纪，零陵整理抗战遗址时，将多名敌后人员姓名刻入纪念碑，其中包括王云与马红艳。碑文没有太多修饰，只写明“参加敌后抗日行动”。 看似简单，却让后来者得以确认那段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