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闻贺子珍没被安排职务，毛主席随即大怒：难道她的资历还不够？ 这句话像火苗，把一大串被压下去的往事都点出来。 当年贺子珍是带着伤、带着气离开毛主席的。远赴苏联，本来是去养病，结果遇上霉运，被关进精神病院，一关就是好几年。 抗战胜利后，毛主席托人四处打听消息。 1947年，王稼祥夫妻受命去苏联，把她从那种地方接出来。那时候她瘦得厉害，精神也虚，只剩一股倔劲还撑着。 回到国内，组织没有把她丢在一边，而是先安在哈尔滨，让蔡畅照应。先在东北财政部做机关书记，后来调到哈尔滨总工会干部处，主要干文案、干部工作。 外面是解放战争的枪炮，屋里是文件表册，这样过了一阵，身体总算稳住。 1948年秋，辽沈战役打响，国民党在东北的防线被一截截咬掉，到了冬天，东北全境基本解放。1949年年初，中央在东北的机关往沈阳集中，她就带着女儿李敏、儿子毛岸青，一起搬进沈阳。 李敏从1941年离开父亲，到那时已经八年没见面。 心里惦记得很，夜里老翻身。母女俩在沈阳的小屋里摊开纸，一人写一封信往北平寄。 贺子珍握着笔，来来回回改了几遍，最后把从前那些叫法都收起来，抬头写上“主席”两个字。信里简单交代自己的身体和工作，表态愿意继续听组织安排，也认真谢了多年来对自己和贺家的照顾。 没多久，电报从北平打回东北。 收信人是李敏。 电报里说，希望李敏和岸青来北平团聚。 贺子珍心里酸得厉害，也知道这一步躲不过，只能答应。1949年三月，中央机关迁到香山，毛主席住进双清别墅。 不久，贺怡带着李敏，和苏联教授尤金一起，把两个孩子送到香山。 东北战场刚收住，南方城市一座接一座解放。 原在东北的干部开始南下，去接手华东。贺子珍在沈阳住了一阵，接到谭震林的信，就上车去了杭州。两个都是井冈山的熟人，话不用绕圈子。 谭震林把她安在杭州市妇联，当了副主席她，进工厂、跑街道，做妇女工作，人又忙起来。 1949年十一月，坏消息砸下来。妹妹贺怡在江西为寻找丢失多年的“毛毛”，途中出车祸身亡。 贺子珍像被抽空，只能辞掉杭州的工作，赶去上海投靠哥哥贺敏学，也接手照顾外甥。上海市委、市政府对她格外上心：给了一栋带小花园的两层小楼，医生护士常驻，陈毅当市长，时不时要问一句“贺大姐最近怎么样”。 吃穿不用愁，就是桌面上一直没有一个正式职务。 她心里清楚，自己资历、资格都不差，难的是身份太特殊：老红军、资深干部，又是毛主席的前妻，江青已经站在台上，哪一级都不敢随便给她挂个什么职务。 组织的办法，就是生活上照顾到位，工作上先按住。 这才有了1950年那出哈尔滨的“发火”，毛主席访问苏联回国，专列在哈尔滨停了一脚。 白天钻工厂、谈规划，晚上回住处，第一件事就问起她。叶子龙按情况汇报，“没安排工作”几个字出口，毛主席脸色立刻就变了，才有了那句“她难道还不够格”的质问。后面他提过愿意用自己的稿费贴补她的生活费，陈毅推了回去，说这事让组织来兜。 从后来几十年的情况看，上海在生活上确实一直撑着她。 1959年夏天，庐山会议开了，山上车来车往。 曾志跟着丈夫陶铸上山，听说贺子珍在南昌休养，心里一动，下山去看。门一开，她愣了一下：眼前这位老姐妹，瘦得只剩架子，头发全白，说话还那股踏实劲。两个人从井冈山聊到延安，又聊到苏联、杭州、上海，眼眶一阵阵发红。 曾志回到庐山，把见面细节讲给毛主席听。 毛主席安静了很久，慢慢说出那句：“我们是十年夫妻，我也想见见她。”下面的人就开始张罗。 他托人找汪东兴商量，打算趁江青还没上山，把贺子珍悄悄接来。江西省委书记杨尚奎的爱人水静，和朱旦华，从南昌把她接到了“美庐”。 1959年七月九日晚上，美庐二楼的门打开，多年未见的两个人终于坐在一张桌旁。 贺子珍一见到他，眼泪就下来了。毛主席把声音压低，问她身子怎么样，在南方住得习不习惯。两人说了一个多小时，窗外山风一阵阵吹过。那一夜她几乎没睡着，还想着第二天再上楼说几句。天刚亮，水静接到通知，要送她下山。 这一来一回，既是分开二十二年后的重逢，也是此生最后一面。 往后，风大浪急，她的日子反而平。贺子珍又回上海，按老规矩看病、吃药，在小院里走走，外面的斗争基本没把她卷进去，时间就这么一年一年过去。 1976年九月九日，北京传来毛主席逝世的消息，全国拉起哀乐。三年之后，七十岁的贺子珍坐着轮椅，进了毛主席纪念堂。水晶棺里那张脸，她再熟不过，只是再不会从香山的台阶上走下来。对她来说，这一眼，是向国家领袖行礼，也是向曾经的丈夫告别。 1984年，她在上海因多种疾病恶化去世，终年七十五岁。 中央领导和上海方面的负责人到场送别，火化之后，骨灰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 后来有人经过那片山坡，很难想到，安静躺在那里的，就是当年让毛主席在哈尔滨发火、追问“她的资历还不够吗”的那个女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