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凌晨，面对警察强行闯入，陆远明对妻儿说：“我们自卫！”。于是，儿媳扔砖头、儿子拿木棒将警察打伤，陆远明和儿子也因此获罪2年。可没想到，在遥远地19年后，二人竟被改判无罪！ 贵州桐梓县城郊村的陆远明，本是普通农民，平日里靠种地和打零工维持生计。1998年7月29日，他和几名村民因土地纠纷聚集在当地机关门外，推挤工作人员，扰乱了正常办公秩序。警方迅速介入，将此事定性为妨害公务，立案调查。陆远明作为主要当事人，被列为重点取证对象。那年他五十多岁，一家四口挤在简陋砖瓦房里，日子虽不富裕，却也平静。案子拖了几个月，进入深入调查阶段，桐梓县公安局决定对陆远明实施传唤手续。 11月8日晚，民警熊某填写传唤证，编号为98第0461号，内容明确要求陆远明于次日即11月9日前到局里接受讯问。证件上只注明日期，没有具体时辰规定。这在当时《治安管理处罚条例》框架下，本该允许一定灵活性，但执行中却埋下隐患。公安局内部协调后，几名民警整队出发，目标直指陆家住宅。 传唤行动选在深夜，源于警方急于结案的考虑。11月8日晚12时许，传唤证刚开具完毕，民警肖某、王某、向某、钱某等人便驱车赶往城郊村。凌晨1时，他们抵达陆家门外，开始敲门执行。陆远明一家早已入睡，传唤证日期虽是9日，但民警坚持必须立即带人。陆远明查看证件后，表示夜深人困，愿意天亮后配合前往。这本是合理请求，按照条例，被传唤人有正当理由可稍作延后。但民警不予采纳，态度转为强硬，先后拨打电话求援。 副局长张某带刘某、付某等增援赶到，带来撬棍和消防车等工具。警方视此为强制传唤，准备破门而入。陆远明坚持日期未到，拒绝开门，导致双方僵持。民警开始撬动卷帘门，铁链断裂，门体变形。陆家成员见状，取出砖头和木棒进行阻挡，冲突由此升级。三名民警在过程中受伤，经医院鉴定均为轻微伤，医疗费用分别达1251元、762元和2159元。 冲突平息后，陆远明和儿子陆安强被押解至公安局。次日，警方宣布对二人行政拘留，后转为刑事拘留。桐梓县人民医院出具伤情鉴定，确认民警伤势不重，但警方以此为基础提起公诉。检察院指控陆远明指使家人暴力阻碍执行公务，陆安强直接实施阻挡行为。1999年2月12日，桐梓县人民法院一审开庭，法官审阅卷宗后认定，民警持证依法传唤，陆远明无正当理由拒绝，并用砖头掷击民警，还指挥儿子用木棒袭击。 法院据此以妨害公务罪判处陆远明有期徒刑1年，陆安强2年。判决书强调，传唤时间在证件指定范围内，陆家行为已构成犯罪。父子二人当庭表示不服，上诉至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维持原判，理由相同，认为警方行动合法，陆家暴力手段不当。服刑期间，陆远明出狱后继续务农，儿子刑满释放，一家背负污名，生活陷入困境。 出狱后，陆远明父子开始漫长的申诉之路。他们反复研读判决书，发现传唤证日期为11月9日，凌晨1时执行时尚未过子夜，陆远明要求延后天亮并无违法。警方先用工具破门，属于强度超限，陆家阻挡可视为防卫。陆远明起草申诉材料，儿子协助收集证据，一家轮流奔波于法院和公安局。2000年起，他们逐级上诉，桐梓县法院、遵义中院多次驳回，理由是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几年过去，材料堆积成山，陆远明骑自行车往返县城，风吹日晒不减坚持。 2010年后，最高人民法院关注类似冤案，推动再审机制。陆家继续递交申请，强调执法不当导致冲突。2015年，最高院指令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审此案，指定为再审。云南高院受理后，调取全部卷宗，约谈当事人。检察院派员出庭，重新审查传唤合法性。整个上诉过程历时近20年，体现了基层民众维权难的现实，司法体系虽有改进，但程序繁琐仍考验耐心。 2017年10月，云南高院再审开庭，法官逐条核对证据。传唤证开具于11月8日晚12时，执行于凌晨1时，日期为9日，陆远明拒绝时未超时，理由正当。警方使用撬棍、消防车破门，属于强制措施过度，违反条例关于传唤应优先说服的规定。陆家用砖头木棒阻挡，是对违法执法的应激反应，不构成妨害公务。法院据此宣判陆远明、陆安强无罪，撤销原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