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余秋雨二婚娶了小16岁的女明星马兰。新婚当夜，余秋雨向妻子提出了一个很多女人都无法接受的要求。没想到，马兰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余秋雨的名字，这些年总是伴着两种声音一起出现。一边是《文化苦旅》《山居笔记》等作品带来的掌声，一边是围绕他婚姻的争议。看这个人，既不能只盯着情感八卦，也不能只捧着作品不问是非。 1946年，他生于浙江宁波，自小爱书，后来在上海戏剧学院任教，当过院长和写作协会负责人。真正把他送进大众视野的，是《文化苦旅》等散文，写行走江山的所见所思，也把中国文化的厚重感带进了许多普通人的生活。 只是，在事业之外，他和两个女人的故事，始终伴着叹息。第一个是李红。她家境殷实，相貌清秀，性情温和，父母坚决反对她嫁给当时还是“穷教员”的余秋雨。 她偏偏瞒着父母去领证，搬进他的小房子，婚后生下女儿，又独自去深圳打工，只为让丈夫可以安心写作。这个从纺织厂走出来的女人，用自己的辛苦撑起了那个家。 第二个女人叫马兰，是黄梅戏台上的名角。那一次，余秋雨在剧院看《遥指杏花村》，演出结束后，两人从戏曲聊到文学，从舞台聊到生活，愈谈愈投机。 之后几次接触，一个欣赏对方的学养，一个敬佩对方的才华，在反复交谈中情愫暗生。问题是，那时的余秋雨已经有了妻女，这段感情注定要付出代价。 真正的转折来自那封写着“空谷幽兰”的信。李红从深圳回家，在书房翻到信件，打开后才发现，字里行间全是丈夫写给另一个女人的温柔。 她等他回家，只问了一句：“你是不是出轨了？”余秋雨没有狡辩，只说“是”。这段从相识、相恋到结婚持续了十几年的婚姻，最终在1992年画上句号，女儿跟着母亲生活，而他则很快与马兰组成新家。 这桩婚事一度招来铺天盖地的指责，有人骂他“负心”，有人骂她“第三者”。在道德舆论的放大镜下，他们选择了沉默。 婚礼当晚，余秋雨向马兰提出一个苛刻的要求：今后不再要孩子，把主要精力和收入用在前妻和女儿身上，让女儿得到尽可能好的教育。 马兰本来喜欢孩子，却点头答应，还说要帮着给女孩买房，让她这一生不至太艰难。后来余秋雨感慨：“知我者，马兰也。” 此后多年，马兰在台上唱戏，他在案头写字。《文化苦旅》《山居笔记》《借我一生》接连问世，他还向灾区学校捐书，在古籍白话解读上下功夫，把《老子》《易经》这样难读的经典，尽量写给更多普通人看。 朋友打趣说他“惹祸都是因为老婆太漂亮”，他在文章里写下“马行千里，不洗尘沙”，算是对那些非议的回应。 回头看，余秋雨的一生并不干净利落。作为丈夫，他有负于第一个为他吃尽苦头的女人；作为父亲，他试图用另一段婚姻来弥补对女儿的亏欠；作为作家，他又在漫长岁月里，把大量心力都倾注在中国文化的书写和传播上。 评价这样一个人，也许只能承认：他既有情感上的瑕疵，也有难以抹去的文化功绩。既不因作品替他开脱，也不因私德抹杀他的成就，这种复杂的衡量，才更接近一个真实的余秋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