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澳大利亚一位104岁的科学家，前往瑞士接受安乐死，当药物注射到他的体内后，他却突然开口说话，说出的话更是逗笑在场的所有人...... 瑞士巴塞尔一间安静的诊疗室里，104岁的澳大利亚植物学家兼生态学家大卫·古德尔躺在床上，身旁是亲人、医生和媒体。他刚刚按下启动药物的开关，闭上双眼。 约半分钟后，他又意外睁眼，带着一点不耐烦的幽默说了一句:“这花的时间也太长了。”这句本不在计划之内的遗言，刹那间冲淡了现场的凝重，也让世界记住了这个用笑声告别的人。 很多人不理解: 这位老人既没有癌症缠身，也并非陷入绝望的抑郁，反而是一生成就斐然、在百岁仍活跃于学术前线的科学家，为什么会主动“求死”，甚至执意远赴异国结束生命。他究竟是厌世，还是另有考量。 古德尔1914年出生于伦敦，自小对科学充满兴趣。1948年举家迁往澳大利亚后，他在大学任教，长期从事植物学和生态学研究，参与编纂多卷本《世界生态系统》，发表论文逾百篇。 课外，他登山、探险、演话剧，精力旺盛得不像个学者。65岁退休后，他几乎没有停下脚步，继续写论文、做审稿，一直被同行视作“工作停不下来的人”。 然而，真正让他难以接受的，不是衰老本身，而是衰老带来的“被迫退出”。九十多岁时，他的驾照因年龄被收回，往返学校只能靠公交地铁，通勤变成耗时耗力的折磨，不得不放弃曾热爱的夜间排练。 随后心脏问题让他告别网球场，大学也出于安全考虑终止了他的聘用，虽然在舆论压力下又把他请回，并在校附近安排住所和照护，但这种“特殊照顾”在他看来，更像是被当作负担而非同事。 真正压垮他的，是晚年的一场意外。那一次，他在家中不慎摔倒，没有力气爬起来，只能孤零零地躺在地板上两天两夜，直到上门的服务人员才把他发现送医。从那以后，他不得不依赖轮椅，连如厕、洗澡、过马路都需要他人搀扶。 一个一辈子追求独立、习惯掌控生活的人，忽然发现自己再也做不了研究，再也不能自由出门，连翻阅一页文献都成了奢侈，这种“活着”在他眼中已经变了质。 其实，自从驾照被吊销那年起，他就加入了支持安乐死合法化的组织，开始认真思考“如何收尾”的问题。 2018年，他在生日聚会上公开说:“我活得太久了，现在已经准备好死去。”这不是情绪冲动，而是经历长期身体退化和生活质量滑坡之后，经过反复权衡的决定。 然而，当时的澳大利亚只在个别地区刚刚通过安乐死法案，还未实施，并且限定对象为生命即将走到尽头的绝症病人。 像他这样因高龄衰弱丧失生活品质的老人，并不在保护范围之内。为了让自己的决心合法可行，他不得不把目光投向瑞士，这个允许外国人在符合法规条件下申请辅助自杀的国家。 5月初，在家人的支持和社会募款的帮助下，他从珀斯起飞，经法国探亲后抵达巴塞尔，入住当地辅助自杀机构。离世前一天，他特意召开记者会，面对世界各地媒体，平静陈述自己的理由: 最近一两年身体机能急速衰退，生活中几乎只剩被照顾，他不愿再这样“拖下去”。 谈到临终音乐，他选择了贝多芬的《欢乐颂》，还当场用德语唱了几句。那天他身上穿着印有“可耻的衰老”字样的上衣，像是用另一种方式表达自己对失去尊严感的愤懑。 5月10日上午，程序正式开始。按照瑞士法律，医生逐项核对他的姓名、出生年月、来到诊所的原因，以及是否完全理解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当被问到这一点时，他答道:“我希望我的心脏停止跳动。”因为手部乏力，他无法转动原本设计的控制轮，医生换成了开关式装置，他清楚知道只要按下去，就意味着生命进入倒计时，却几乎没有犹豫地按下按钮。 平板电脑里响起《欢乐颂》，在场所有人屏住呼吸，等待药物发挥作用。就在这时，他睁眼说出“太慢了”那句自嘲式的抱怨，让所有人又笑又哭。 几分钟后，医生宣告死亡时间。这位从伦敦走到澳大利亚、从青年写到百岁的科学家，在异国他乡安详离世。骨灰后来被运回珀斯，放回他生活多年的“家”。 古德尔的选择，掀起了关于“活着的质量”和“尊严死亡”的全球争论。有人认为他有子孙陪伴、名誉在身，本可安享天年，却偏偏走上一条极端道路；也有人觉得，他只是把“活得像自己”看得比“活得更久”更重。 在他看来，当生命变成漫长的等待与被动接受，失去了探索、创造和自理的可能，继续延长这段时间，未必是真正的善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