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杭州，33岁女员工出差期间，陪客户喝酒唱歌，半夜回到房间，睡得迷迷糊糊时，突然感觉有人在摸她，惊醒后竟发现是公司的男客户。女子因此失眠恐惧，患上“创伤后应激障碍”。事后，她申请了工伤认定，并希望公司公开道歉并赔偿2万余元。谁知，公司不仅没给予赔偿，还建议她主动辞职。女子一怒之下提起了劳动仲裁。 33岁的女子刘慧是某公司的一名员工，她年轻漂亮，工作能力也很强。 2025年1月13日，她刚入职五个多月，就被公司派到外地出差。当晚，她和总经理万某与客户金某等人一起吃饭，席间喝了酒。 饭后，客户金某热情挽留，为他们开了酒店房间，又邀请去KTV唱歌。刘慧本不想去，但领导都同意了，她只能跟着去。 夜里十一点多，已经在酒店房间睡着的刘慧，迷迷糊糊中感觉有人在碰她。 她猛地惊醒，发现身边躺着一个没穿衣服的男人，正是客户金某。 刘慧吓得心都要跳出来了，慌忙躲进卫生间，金某待了几分钟后离开，走前还说“不用怕”，甚至说可以报警。 惊魂未定的刘慧选择了报警。事后判决书认定，金某在前台拿了刘慧房间的房卡进去，趁她酒后睡着实施了猥亵。 最终，金某因强制猥亵罪被判刑，但事情对刘慧的影响远未结束。 事发第五天，她就去看了精神科，医生诊断她出现了“急性应激反应”。 接下来的一个月，情况没有好转，她持续失眠、恐惧，无法集中精神，被进一步确诊为“创伤后应激障碍”。 那段时间，她心里全是委屈和后怕，完全无法正常工作和生活。 请假休养一个月后，公司领导通知她复工，可刘慧的状态仍然很差，根本没法上班。 领导得知后，反而建议她“主动辞职”。刘慧拒绝了，她认为公司应该按正规流程处理。 当她拿着医院的病假条再次申请休假时，公司没有批准。 陷入无助的刘慧，在2025年3月初将自己的经历发到了网上，立刻引起了关注。 公司的态度随之转变，很快批了病假，一位高管还专程来杭州当面道歉，并转账了10万元，希望协商解决。 但刘慧觉得，公司只是怕影响不好，并非真心认识到错误，沟通中她感到很不舒服。 她公开表示，除了法律规定的赔偿，不会多拿公司一分钱。 协商僵住了，病还得治，刘慧持续提交病假申请。 但从2025年6月开始，公司以“3个月医疗期已满”且工伤认定结果还没出来为由，不再批她的病假，只按事假处理。 公司说，如果最后认定是工伤，会补上待遇差额。 就在与公司拉锯期间，刘慧参考了之前天津类似的崔丽丽案例，为自己申请了工伤认定。 2025年9月11日，她成功拿到了《认定工伤决定书》，人社局认定她因工作期间遭受暴力伤害导致的精神损伤属于工伤。 本以为事情有了转机，但当她回头和公司谈“停工留薪期”工资待遇时，分歧又出现了。 公司出具文件，将她的停工留薪期暂定为事发日至6月30日，共5.5个月，并承诺会补发这期间的工资。 但刘慧认为，根据规定和她的病情，停工留薪期应该到她康复或法定期限届满为止。 公司的态度让她倍感压力，本来稍有好转的情绪又变得糟糕起来。 之后，公司曾催促她去做劳动能力鉴定。10月的结果显示“未构级”，即没有伤残等级。 社保方面的解释是，对于精神类伤害，现有规定确实很难评上等级，但如果确实无法上班，还是得看医疗诊断。 这个结果让事情变得更复杂，沟通无果，刘慧在2025年12月提起了劳动仲裁。 她要求公司公开道歉，并支付她2025年7月至12月被拖欠的工资、医疗费等，总计两万多元。 在她心里，钱不是最重要的，她更想要公司一个真诚认错的态度。 2026年1月23日，仲裁案开庭，公司方坚持认为，她的停工留薪期早在去年6月就已结束，之后的假期属于事假，并称其当前病情与工伤无关。 但因为种种原因，案件没有当庭裁决。 从遭遇伤害，到确诊疾病，再到认定工伤，最后对簿公堂，这一年对刘慧来说格外漫长。 她仍在休病假，仍在等待一个最终的结果，也仍在等待那句她认为应有的、正式的道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