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杜月笙的儿子杜维善来到北京，打算收回父亲购置的四合院，但住户拒不承认，并要求每户赔偿几百万。无奈之下，杜维善只能求助相关部门，那杜维善最后有没有收回房产呢？ 杜维善站在北京东四轿子胡同的四合院门口，手里攥着三张泛黄的公证地契。 他身后跟着台湾来的律师，皮鞋踩在青石板上有声响。 推开虚掩的院门，二十多户人家的生活气息扑面而来，晾衣绳横七竖八，煤炉上飘着饭菜香。 杜维善上前一步，朝着院里的住户亮出手中的地契。 一位头发花白的老人率先开口，语气里带着不容置喙的强硬。 你有房契这房子你也收不走，我们在这住了几十年了，当年可是政府分配的房子，要想让我们搬走，一家至少得给几百万！ 这话一出，周围的住户纷纷附和，七嘴八舌的声音瞬间填满了整个院子。 有人指着墙上的电表箱，说这是单位统一装的。 有人拎着刚买的菜，说自己的户口就落在这个院里。 还有人拿出红色的房产证，晃了晃，说这是国家发的，受法律保护。 杜维善和律师试图插话，想解释地契的来历，却始终没找到开口的机会。 他低头看了看手里的地契，纸张边缘已经被摩挲得有些毛边。 这是1946年，父亲杜月笙为孟小冬购置这套四合院时，亲手办理的产权凭证。 当年的杜月笙，特意请了北平城里有名的律师，把每一项条款都写得明明白白。 这座四合院是中西合璧的样式，有雕花的垂花门，还有孟小冬喜欢的西式壁炉。 1950年，孟小冬离开北京南下，临走前把四合院托付给了亲弟弟孟学科。 她拉着弟弟的手，反复叮嘱要看好房子。 1952年，孟学科拿着姐姐的委托书，走进了北京市房管局的大门。 他在一份自愿捐献的文件上，郑重地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文件上写得清楚，这座四合院无偿捐献给国家，用于解决职工住房问题。 这份证明和捐献文件，一起被存进了房管档案的铁柜子里。 房产收归国有后，房管局很快就把四合院分成了多个单间。 这些单间被陆续分配给了北京市第三商业局的职工。 住户们拖家带口搬进来，搭起了灶台，摆上了床铺。 1963年，这座四合院被正式列为代管产，产权性质白纸黑字登记为国有。 时间一晃就是二十多年，住户们在这里结婚生子，小院里的孩子长大了又生了孩子。 1988年，北京推行房改政策，单位的公有住房可以卖给个人。 院里的住户们纷纷拿出积蓄，补缴了房款和税款。 他们拿到了属于自己的房产证，成为了这间屋子名正言顺的主人。 杜维善看着眼前吵吵嚷嚷的住户，又看了看手里的地契，眉头拧成了一个疙瘩。 他和律师转身离开院子，直奔东城区房管局。 工作人员听完他的来意，转身走进了档案库房。 半个多小时后，工作人员抱着一摞厚厚的档案出来，放在了杜维善面前。 档案第一页，就是1952年孟学科的捐献文件。 上面的签名和手印，都清晰可见。 后面跟着的，是房产分配记录，房改登记凭证，还有每户住户的房产证存根。 工作人员指着档案上的文字，一条一条说给杜维善听。 这座四合院1952年就已经收归国有。 住户的居住权和产权，都是合法合规的。 你带来的民国地契虽然真实，但按照现行政策，不能作为收回房产的依据。 这句话像一块石头，重重地砸在杜维善的心上。 工作人员又补充了一句，声音里带着几分无奈。 这是历史遗留问题，涉及二十多户人家的切身利益，没法强制处理。 杜维善沉默了，他转头看向身边的律师。 律师凑过来，低声说了几句，无非是诉讼成本高，胜诉可能性低。 接下来的几天，杜维善跑遍了文物局、街道办事处等多个部门。 他得到的答复，几乎一模一样。 情理上能理解，但政策和法律上，无能为力。 他还去了房屋档案馆，再次核对了所有的档案资料。 孟学科的捐献手续齐全，没有任何漏洞。 四合院的产权变更，每一步都有迹可循。 杜维善回到暂住的酒店，把那三张地契铺在桌子上。 律师走过来，问他要不要再想想别的办法。 杜维善摇了摇头，然后拿起桌上的地契。 他找来一块干净的棉布，小心翼翼地把地契包好。 他没有再去那个四合院。 他没有再找任何一个相关部门。 他去房管部门做了简单的情况登记。 他订了返程的机票。 离开北京的那天，天阴沉沉的。 飞机起飞的时候，杜维善朝着窗外看了一眼。 他的手里，紧紧攥着行李箱的钥匙。 此后的日子里，杜维善再也没有提起过这座四合院。 他再也没有就房产收回的事情，提出过任何主张。 这座东四轿子胡同的四合院，依旧是二十多户人家的住处。 院里的晾衣绳还在，煤炉上的饭菜香依旧飘着。 参考信息：《杜月笙儿子回北京，想要回孟小冬的四合院，结果每家和他要几百万》·今日头条·2025年11月2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