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一打入敌人内部的地下党刚查完哨回到家里，伪副师长的妻子就慌里慌张的推开了房门，对他低语道：“今天打牌时，我听师长夫人说，日本人怀疑你是新四军！” 副师长家的女人话音刚落，施亚夫的心就沉了下去，屋里气氛一下子变得压抑。 施亚夫其实是个很能忍事的人，小时候家里穷，早早进了厂子，手上常年磨出厚茧，参加革命那会儿，他跟着部队转战各地，什么苦没吃过。 后来两次被抓，差点送了命，1937年那次，要不是日军轰炸把监狱炸了，他可能现在还关在牢里，命是捡回来的，他也明白，能活到现在，靠的不是运气，是步步留心。 屋里光线很暗，副师长夫人压低声音，神色里全是紧张，她丈夫是伪军高层，平时很少和施亚夫多说话，这次却让老婆冒险来通风，心里其实也有盘算。 施亚夫点点头，没再多问，她刚走，屋门一点点合上，外头的风灌进来，带着一股子潮气，他坐在桌子旁，手指在桌面上敲了几下，像是在给自己提神。 这两年在汪伪部队里混日子，施亚夫没少琢磨怎么和日本人周旋，每天都像走钢丝，连呼吸都得轻点，他是受组织安排混进来的，表面上是团长、参谋长，实际上，天天琢磨的是怎么把情报往外送。 日本人和伪军都不是省油的灯，谁都知道他有点来路不正，但一直没抓到实证。这回日本人突然盯上他，肯定是有人走漏了风声。 施亚夫记得，前几天有人故意试探他，问些新四军的事，话里话外都有套话的意思，还有同僚私下里问起他老家的事，连细节都问得很细。 那会儿他就有点警觉，但没想到来得这么快，屋子里静得出奇，他能听到自己心跳的声音，身为地下党，早就把生死看得淡了，可真到要命的时候，心里还是有点发慌。 他清楚，这种时候不能乱，第一反应就是联系组织，可现在局势太紧，稍有风吹草动就可能出事，他琢磨了一会儿，打定主意，今晚不能在屋里多待。 先得让自己看起来像什么事都没发生，不能让外人看出端倪，施亚夫换了身衣服，把平时用来记情报的小本子藏在鞋垫下面，轻手轻脚出了门。 晚饭时，伪师长叫他过去，桌上有五六个人，大家都装得若无其事，有人夹菜，有人喝酒，嘴上说着笑话，眼睛却时不时往他这边瞟。 施亚夫心里明白，这桌上能坐下来的，没有一个是真心朋友，每个人都在演戏，只不过有的人演得更像罢了。 吃饭的时候，师长夫人若无其事地问起最近新四军的动向，语气里透着试探，施亚夫笑着答了几句，把话题引到别的地方。 他从来不在饭桌上多说一句和自己有关的事，这些年在敌人窝里混，最大的本事就是能守住嘴。 吃完饭，他又去查了一圈岗哨，每次巡查，他都亲自走一遍，既是为了做样子，也能顺便了解点消息，今晚岗上的士兵有点紧张，见他过来，立马立正敬礼，他随口问了几句，听着都没异样，但心里还是不踏实。 他心里明白，这种事只能成功一次，敌人不是傻子，迟早会盯上自己，这两年，他用伪军头衔掩护，多次送出重要情报。 日军和汪伪联合清乡的行动，就是他提前给新四军传了风声，还有一次，日军盯上了新四军高层的行踪，他故意在会议上拖延时间，给同志们赢得了逃脱的机会，这些事现在回头看，都是玩命的活。 夜里，他躺在床上，怎么也睡不着，脑子里反复琢磨明天的对策，组织那边要是能及时接到消息，或许能来人支援，但他知道，不能把希望全寄托在别人身上，天快亮时，他做了个决定，必须早点行动，不能等敌人先下手。 第二天天还没亮，施亚夫就起床了，他故意装得很轻松，跟平时一样安排部队早操，士兵们都没觉出异常，他把几个信得过的下属叫到屋里，交代了一些事情，话说得很隐晦，他知道在这种环境下，话不能说满，只能点到为止。 上午，伪师长又叫他过去，说要商量军务，施亚夫心里有数，这不过是个幌子，真正的目的是监视他。 他耐着性子陪着师长打了一上午牌，表面上嘻嘻哈哈，心里却盘算着怎么脱身，打牌间隙，他留意到外头有几个生面孔在门口转悠，明显是日本人布置的眼线。 到中午的时候，师长夫人突然进来，装作递茶，低声说了句：“外头多了好几个人，小心点。”施亚夫点点头，脸上没露声色，他知道，时间不多了，再拖下去，机会就没了。 下午，他借口巡查，把司机和几个亲信叫上，带着部队出了城，一路上，他让大家分散前进，自己走在队伍最后，到了城外，他和一个早就联系好的新四军接头人碰上了。 双方见了面，什么话都没说，交换了个眼神，立马带队往新四军方向撤。 等日本人和伪军反应过来，施亚夫的人已经走远了，城里一阵混乱，敌人连夜搜查，但什么都没查到，施亚夫带着队伍平安和新四军会合，整个行动干净利落，没有一点声响。 这次起义后，伪军里不少人都跟着反正，大家都觉得，施亚夫是真有胆识，能在敌人眼皮底下活这么久，还能带人全身而退，这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