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九年厂里武斗最凶的时候，我爸的徒弟被流弹打中了，抬到医务室就没气。第二天我爸就把工具箱交了，从三线厂调回沈阳，带着我妈去铁西看了一个苏联援建时候盖的老筒子楼。 搬进去头一晚，屋里就我爸我妈两个人。收拾完，我爸没说话，蹲在阳台那个堆杂物的角落，点了根烟。月光从没玻璃的窗户框子照进来，我妈看见他肩膀在抖。 这房子大概以前也有人住过，墙皮剥落的地方，露出底下更老的、发黄的墙纸。我爸后来老爱盯着那些地方看。有一天他刮墙，准备重新糊层报纸，铲子底下突然露出几个用钉子划出来的字，很潦草。他凑近了看，看了很久，用手把灰抹掉。那是他徒弟的名字，后面还有个日期，六八年三月。原来那孩子调去三线厂之前，在这间屋子住过。 我爸没跟我妈说这个。但他第二天去旧货市场，买了张挺结实的木桌子回来，就放在阳台那个角落。他把工具箱又摆出来了，虽然新厂还没着落。晚上他就坐在那儿，擦他的工具，一件一件，擦得锃亮。我妈在屋里缝衣服，针脚细密，收音机声音开得小小的。 楼里邻居慢慢熟了。三楼住着个姓吴的孤老头，以前是厂里的工程师。有天晚上停电，我爸点了蜡烛在阳台桌上画图样，吴老头路过，瞄了一眼，站住了。两人就着那点光，说了半宿的话。原来我爸在琢磨改良车床的一个小部件，吴老头听着，时不时插一两句。 后来我爸常去吴老头家下棋。吴老头话不多，但棋柜底下压着好多泛黄的图纸。有次我爸回来，手里拿着卷用橡皮筋扎好的纸，眼睛有点亮。他跟我妈说，老吴给的，有点用。 开春时，我爸凭着那卷图纸和他自己画的图样，考进了红星机床厂的设计室。去报到前夜，他又蹲在阳台那个角落。这次没抽烟，就安静地坐着。夜风吹进来，带着点凉意。我妈走过去，把手搭在他肩上。他回头笑了笑，说：“这房子，挺好。” 后来我们一直住到八十年代末。那张木桌子始终没挪过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