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八路军在北岳军分区征兵。整个军分区穷得叮当响，一般一个兵给家属两馒头。 那年秋天的北岳山区，风刮得像刀子一样割脸。各村公所的土墙上刷着石灰大字——“抗日救国，人人有责”，可底下蹲着的老百姓心里都有一本账：家里缸底朝天，地里刚收的高粱还不够交租，再送儿子去当兵，谁来扛锄头？ 征兵的干部姓赵，二十七八岁，穿件洗得发白的灰布军装，裤脚还沾着泥。他第一天到李家沟，村长老李头把旱烟袋往鞋底一磕，直截了当地说：“赵同志，不是咱不爱国，你看张二牛家的娃，上个月送去，到现在连封信都没捎回来。 咱庄户人家，娃就是命根子。”赵干部没急着辩解，蹲下来帮老李头拾掇晒在地上的玉米棒子，一边拾一边问：“二牛家的娃叫啥名？”老李头叹口气：“叫栓子，性子闷，可手巧，会修犁耙。” 第二天，赵干部带着两个战士去了栓子家。栓子娘正坐在门槛上抹眼泪，见穿军装的进来，慌忙站起来想躲。赵干部拦住她，从怀里掏出个皱巴巴的信封：“大娘，这是栓子托老乡捎回来的，他说部队打了胜仗，缴获了两袋白面，给您留了一碗。”栓子娘接过信，手指抖得厉害，信纸上的字歪歪扭扭，像是用炭笔写的：“娘，我在部队挺好，每天能吃饱饭，班长还教我认字。您别惦记，等打完鬼子，我就回来看您。” 消息像长了腿，没几天就传遍了附近的村子。人们这才发现，原来八路军不是光喊口号的——他们帮着修水渠，教妇女识字，还把从敌人手里抢来的粮食分给穷人。在平山县的南滚龙沟，有个叫王秀兰的姑娘，原本死活不让未婚夫参军，可当她看见战士们把仅有的半袋小米塞给饿肚子的老人时，偷偷把自己攒的二十个鸡蛋塞进了征兵干部的背包里。 可困难还是明摆着的。军分区后勤部的账本上，墨迹还没干透：全分区十二个县，适龄青年三千多人，报名的不到一半；仓库里的粮食只够吃半个月，棉衣更是缺得厉害，不少战士冬天还穿着单裤站岗。 赵干部他们想了个办法，把征兵和减租减息捆在一起——谁家送儿子参军，当年的租子就减三成；要是家里实在困难，部队还能派战士帮忙种地。这招管用，到年底的时候，北岳军分区的兵力翻了一番，可每个新兵的家属，还是只能领到两个热乎乎的白面馒头。 馒头虽少，分量却不轻。在阜平县的一个小山村，有个叫陈老栓的老人，儿子参军后，他每天天不亮就去村口等邮差。有天终于盼来了信，信上说儿子在百团大战里立了功，可老人没笑，只是把信揣在怀里，走到村公所对赵干部说：“我老了，种不动地，以后这征兵的事，我替你们跑腿。”从那以后，陈老栓成了义务宣传员，他拄着拐杖走村串户，逢人就说：“八路军是穷人的队伍，娃跟他们走，值！” 到了1942年春天，反扫荡开始了。北岳军分区的战士们在山里和敌人周旋，有时候一天只吃一顿饭，可他们没一个人退缩。有次在涞源县的山坳里，一个叫小顺的战士负了伤，他咬着牙对班长说：“别管我，把馒头给我娘捎回去，她胃不好，得吃点软和的。”后来小顺牺牲了，班长真的把那两个没吃完的馒头用布包好，走了三天山路送到他家。小顺娘捧着布包，哭干了眼泪，却把馒头供在了儿子的牌位前：“顺子，娘知道你没白吃这馒头。” 现在回头看，那两个馒头哪里是普通的食物？那是军民用血汗织成的纽带，是穷苦人用信任堆起来的长城。军分区穷，可人心不穷；馒头少，可情义重。正是靠着这种“一个馒头一份心”的劲头，北岳军分区才能在最艰难的时候，拉起一支打不垮的队伍。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