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刽子手的老婆，那些被砍下来的脑袋无人问领，就会被刽子手带回到自己的家中，这些脑袋就会交由他的老婆处理。 光绪二十八年的北京街巷，邓家院门是街坊邻里的避忌。胆子小的绕着走，生怕撞见屋檐下晾晒的头骨，而邓李氏对此早已习以为常，晾头骨和别家晾衣裳，在她眼里都是过日子的寻常活计。 邓海山是名刽子手，每次从衙门归来，背上总裹着个沉重麻袋。别人家拎回的是柴米油盐，他家扛回的是无人认领的首级。邓李氏从不多问案由，也不打听死者来历，只默默接过麻袋，转身进了厨房。 大铁锅架上火，清水煮沸，她将首级放入锅中烹煮，皮肉遇热软化后，再用长柄刷子细细刷净。刺鼻的气味飘出院墙，街坊的嘀咕声从未停过，可她只顾着手上的活计，心无旁骛。 刷净的头骨摊在院中的木架上晾晒，阳光底下渐渐泛出惨白。孩子们在院中奔跑，她只淡淡叮嘱一句 “别碰”，没有多余解释。这是邓家的规矩，也是她给家人划下的安全边界。 没人愿意和刽子手家沾亲带故，孩子上学要走后门，买东西遭商贩冷遇，这些委屈邓李氏都咽进肚里。支撑她扛下去的，是头骨换来的银子 —— 清末新式学堂兴起，画画、学医的教习常来收头骨做教具。 买卖过程简单利落，买主小心翼翼敲门递银，她收钱交货，不问来路不攀交情。有街坊问她不怕做噩梦？她只淡淡回一句 “有银子就行”，活着的窘迫，早盖过了对鬼魂的恐惧。 头一回处理首级时，她夜里总被冷风惊醒，被窝里像裹着冰。可日子久了，心也跟着硬了。她见过最苦的光景，知道这些旁人避之不及的 “晦气物”，是家里的救命稻草。 邓海山靠行刑挣得银元虽厚，却因职业遭人鄙夷，常对着酒坛感叹 “一辈子抬不起头”。邓李氏从不接话，只默默将晾干的头骨收进屋内，等买主上门，用实实在在的收入撑起全家生计。 她的手艺渐渐有了名气，买主都夸她处理得干净利索。可这本事她从不炫耀，反倒刻意遮掩。在那个年代，刽子手家属的身份本就尴尬，再添上这份 “副业”，只会更招人嫌恶。 清末时局动荡，新法陆续出台，凌迟、斩首等酷刑被废除，邓海山的差事越来越少，邓李氏的 “副业” 也断了来源。院子里的木架再没晾过头骨，只挂起了寻常衣物，家里却冷清得发慌。 没了头骨换钱，日子一下子紧巴起来。邓海山整日窝在屋里抽闷烟，烟袋锅子的火星子映着他愁苦的脸。邓李氏依旧照常做饭洗衣，只是灶台锅里，从曾经的首级换成了廉价的萝卜白菜。 她偶尔会坐在院中的旧木架旁发呆，想起那些年煮沸的铁锅、晾晒的头骨，还有用银子换来的口粮。没有惋惜，只有对生计的坦然 —— 她不觉得丢人，靠自己的双手撑起家，从来都不是错。 邓海山晚年失业后，尝试过开豆腐坊、当更夫，却都因过往职业被排挤。邓李氏陪着他熬过最难的日子，依旧是那副沉静模样，用粗糙的双手打理着琐碎家务，维系着家的完整。 孩子们长大后各奔东西，没人再提起家中的旧事。街坊们渐渐老去，那些关于邓家的流言蜚语也随风消散。邓李氏老了，手上的老茧依旧厚重，只是再也不用处理那些冰冷的首级。 有人说她心狠，可没人懂她的无奈。在那个人命如草芥的年代，她没有选择的权利，只能捡起旁人逃避的活计，用一份 “狠劲” 护住全家。她不求理解，只求家人能安稳吃饱饭。 偶尔有外人问起过往，她只笑着沉默。那些晾晒头骨的日子，那些遭人白眼的时光，都成了她生命里的印记。她没学过大道理，却懂活着的本质 —— 不是体面，而是撑下去。 邓海山晚年孤独落寞，因手上罪孽被善堂、寺庙拒绝接纳，最终在 1925 年悄然离世。邓李氏陪着他走到最后，用一生的隐忍与坚韧，抚平了这份职业带来的创伤与屈辱。 她的一生，没有惊天动地的事迹，只在烟火气与晦气交织的日子里，默默扛起了全家的重担。那些无人认领的首级，是时代的悲剧注脚，也是她为家人撑起生路的特殊筹码。 回望过往，她或许也有过恐惧与迷茫，可从未退缩。在那个身不由己的年代，她用最朴素的方式活着，用双手对抗命运的苛待，活出了底层女性最顽强的生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