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一批犹太商人想把原子弹的浓缩铀卖给我国。周总理立即找来一位科学家验货，最后科学家得出结论：不达标。 1954年的北京，一封秘密信函送到了中南海。 信中说一批犹太商人手握制造原子弹的核心材料浓缩铀，愿高价卖给中国。 彼时朝鲜战争的硝烟刚散，美国的核讹诈如影随形，中国正迫切需要核技术突破。 消息很快传到周恩来总理耳中。 他当即意识到此事的严重性，浓缩铀不是普通商品，它直接关系到国家核事业的起步，更关乎国防安全。 一旦判断失误，要么错失关键材料，要么遭受巨额经济损失。 总理没有丝毫迟疑，立刻下令联系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要求他们选派最顶尖的科学家，在最短时间内完成样品检测。 接到任务的是放射化学家杨承宗，此时的中国核工业刚处于萌芽状态，别说专业的重同位素质谱计，就连基本的检测设备都极其匮乏。 杨承宗没有退缩，他想起研究所里还存有抗战前北京协和医院遗留的少量镭，或许能借助放射系的蜕变原理设计检测方案。 他带着团队一头扎进实验室，把仅有的简单仪器反复调试，制定了一套复杂的放射化学检测流程。 那些天，实验室的灯光彻夜不熄。 杨承宗和同事们小心翼翼地处理着犹太商人提供的样品，每一个步骤都精准到毫米，每一组数据都反复核对。 他们知道，自己手中的不仅是一份样品，更是国家的希望与安全。 与此同时，周总理也在密切关注着检测进展，每天都会询问最新情况，再三叮嘱大家务必严谨，不能有半点马虎。 经过数日不眠不休的奋战，检测结果终于出来了。 杨承宗带着报告赶往中南海，向周总理当面汇报：样品中铀235的丰度极低，和天然铀没什么区别，完全达不到制造原子弹的要求。 简单来说，这批浓缩铀根本不达标，那些犹太商人兜售的不过是普通铀材料。 这个结果让不少人感到意外，但周总理却显得很平静。 他点点头，嘱咐工作人员礼貌回绝那些犹太商人，同时要求杨承宗团队把检测过程和结果整理成详细报告，为后续应对类似情况积累经验。 事后大家才知道，这批犹太商人的材料来源模糊，彼时国际核材料管控混乱，不少人趁机打着“浓缩铀”的幌子牟利，中国并非他们的唯一目标。 杨承宗的这次检测，不仅帮国家避免了损失，更让大家清醒地认识到，依赖外部渠道获取核材料根本不现实。 此后，他带领团队继续攻关，用两年多时间建成铀冶炼实验厂，纯靠自己的力量生产出符合要求的纯铀化合物。 而在广东韶关的深山里，地质队员们背着简陋仪器翻山越岭，在被国际专家视为“禁区”的花岗岩中找到了铀矿，用瓦缸、大锅这些日常器具搞“土法炼铀”，十来个人加班加点半个月，才能从几十吨矿石中提炼出几百克铀。 制造一枚原子弹有多难？自然界中铀235的丰度只有0.7%，要提炼出丰度90%以上的武器级浓缩铀，需要经过探矿、开矿、选矿、炼矿等一系列复杂流程，提纯倍数高达一亿倍。 1954年的中国，正是在这样一穷二白的基础上，一步步啃下了这块硬骨头。 后来有人问杨承宗，当年检测时有没有把握，他只说：“国家需要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哪怕只有一丝希望，也要拼尽全力。” 所谓的“天上掉馅饼”，从来都不可信，真正能依靠的，只有自己的双手和不屈的意志。 正是这份清醒与坚定，才有了后来1964年那声震惊世界的东方巨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