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中国驻尼泊尔外交官朱敏才退休后，瞒着子女，带着妻子连夜离家，从此杳无

2005年，中国驻尼泊尔外交官朱敏才退休后，瞒着子女，带着妻子连夜离家，从此杳无音讯，直到十年后，一位老人被送往医院，这才得知，这么多年来，他们一直过着这样的生活...... 谁能想到，这位在尼泊尔大使馆里喝惯了咖啡、穿惯了西装的外交官，转身就穿上了打补丁的解放鞋，一头扎进了贵州遵义的深山里。 朱敏才和妻子孙丽娜，没有去子女安排的养老社区，也没有享受退休后的悠闲时光，而是直奔遵义县龙坪镇中心村小学——一所连围墙都没有、教室漏雨的山区学校。他们瞒着子女，不是不信任，而是怕子女心疼，更怕世俗的眼光打乱这份纯粹的初心，“我们只是想做点有意义的事，不想被太多牵挂束缚”，这是后来孙丽娜面对媒体时说的心里话。 刚到学校的第一个月，夫妻俩就傻了眼。教室里的课桌椅东倒西歪，黑板是用墨汁刷过的木板，一写字就掉灰；学生们大多是留守儿童，穿着单薄的衣服，冬天还光着脚上课。朱敏才教英语，孙丽娜教音乐和美术，可学校连基本的教具都没有。 朱敏才把自己的退休金拿出来，买了粉笔、课本和简单的教学器材，孙丽娜则把带来的衣服分给家里困难的孩子。为了省钱，他们住在学校一间废弃的小屋里，屋顶漏雨就用塑料布接着，夏天蚊虫叮咬，冬天没有暖气，最难熬的是没有热水器，整整九年，朱敏才都没能好好洗一次热水澡。 山区的条件远比想象中艰苦。孙丽娜原本视力就不好，长期在昏暗的灯光下备课、批改作业，再加上高原紫外线的照射，眼睛逐渐出现黄斑病变。她舍不得花钱去大城市治疗，总说“孩子们的课程不能耽误”，直到右眼完全失明，才在学生家长的反复劝说下去了医院。 可最佳治疗时间早已错过。朱敏才也好不到哪里去，他患有“三高”，却常年和学生们一起吃咸菜、啃馒头，饮食缺乏绿色蔬菜，导致胃里查出胰腺异位，可他一直推迟手术，理由是“学校食堂和宿舍楼还没建好，我走不开”。 他们的付出，孩子们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有个叫王小花的女孩，家里穷得买不起文具，朱敏才发现她总用树枝在地上写字，就偷偷给她买了书包和钢笔，还每天课后给她补课。 后来王小花考上了县里的重点中学，临走前抱着朱敏才哭：“朱老师，您就是我的再生父母，我以后也要像您一样，回来教山里的孩子。”这样的故事，在九年里发生了太多太多。据统计，他们支教期间，中心村小学的升学率从原来的30%提升到了85%，有20多个孩子考上了大学，这在以前的大山里，是想都不敢想的事。 十年后的那天，朱敏才在查看新建的学生宿舍楼时，突然一头倒地，口里直冒鲜血。校长赶紧联系120，将他送往遵义县人民医院，诊断结果是高血压引发的脑溢血，情况十分危急。 孙丽娜在医院走廊里急得团团转，万般无奈下，才拨通了子女的电话。当子女们赶到医院，看到曾经风度翩翩的父亲躺在病床上失语，母亲右眼失明、满头白发，他们既心疼又愤怒，可当看到父亲手机里存满的学生照片，看到学校送来的感谢信，所有的怨气都化作了泪水。 朱敏才和孙丽娜的故事被媒体报道后，无数人被打动。他们获得了“感动中国”年度人物称号，可面对荣誉，孙丽娜只是淡淡地说：“我们不是什么英雄，只是做了自己想做的事。” 但这份“想做的事”，背后是无数的牺牲与坚持。数据显示，我国偏远山区的师资缺口曾高达30万，很多学校只有一两名老师，承担着所有年级的课程。朱敏才夫妻俩的到来，不仅带来了知识，更带来了希望，他们用自己的行动，唤醒了更多人对山区教育的关注。 可感动之余，我们更该思考：为什么两位本该安享晚年的老人，要瞒着子女、牺牲健康，才能为山区孩子带去教育资源？ 偏远地区的教育困境，难道只能靠个人的无私奉献来弥补吗？朱敏才突发脑溢血时已经72岁，这样的高龄还在一线支教，背后反映的是山区师资力量的极度匮乏。如果有更多的政策支持，有更完善的教育帮扶体系，是不是就不会让志愿者们付出如此沉重的代价？ 朱敏才和孙丽娜的选择，是个人高尚品德的体现，却也暴露了部分地区教育资源分配不均的问题。他们用九年的时光证明，教育是改变山区孩子命运的唯一途径，可这条道路，不该只靠志愿者的坚守。政府、社会、个人，都应该承担起自己的责任，让山区的孩子不用再盼着“外来的老师”，让本地的师资能留得住、教得好。 为什么在物质越来越丰富的今天，还有人愿意放弃优渥的生活，去追求如此纯粹的理想？他们的故事，是不是给我们每个人都提了个醒：人生的价值，从来不是靠财富和地位来衡量的，而是看你为别人、为社会做了什么。如果是你，退休后会选择这样的生活吗？我们又该如何为偏远地区的教育贡献自己的力量？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