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底，提干失败的解放军阎连科办好退伍证后回了老家嵩县。一天，他正在田里播种小麦，一名身穿四个兜军装的干部在田里找到他，拿出一张纸说：“是召回通知，限你在三天内按时归队。” 阎连科打小就盼着走出农村，家里条件差，父亲有气管炎，一犯病就咳个不停，大姐也常年腰疼卧床。 17岁那年，他在大姐床头看到张抗抗的《分界线》，得知作者靠写作从农村调到城市，心里突然亮了一盏灯。 从那天起，他就偷偷熬夜写作，哪怕第一部长篇写了300多页最终中断，也没放弃这个念想。 20岁那年，阎连科实在受不了脸朝黄土背朝天的苦，深夜站在父亲床前说要去当兵。 父亲只是淡淡看了他一眼，吐出一句“当兵去吧，总在家里能有啥奔头呢”。 临走时，父亲的话更简单“连科，你安心去吧，家里塌不了天”。 就这么一句话，成了他在部队的精神支柱。 到了济南军区，阎连科别的本事不算突出，射击却天赋异禀，曾10发子弹打出100环，团长踢了他屁股一脚让换地方再打，又打出99环。 可比起打靶，他手里的钢笔更让人刮目相看。 营教导员见他出黑板报又快又好，就推荐他去参加军队文学创作学习班。 也是在那里，他第一次分清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的区别。 从学习班回来，阎连科像开了窍，一口气发表了好几篇作品。 1979年，他的短篇小说《天麻的故事》发表，拿到8元稿费，4元给战友买了烟糖，剩下的全寄回了家。 靠着一支笔，他立了两次三等功，还成了营里的文书，提干的希望越来越大。 他满心期待能穿上四个兜的军官服，彻底改写自己的命运。 可命运开了个玩笑，1981年，精兵简政的风吹到部队，提干指标大幅缩减，加上政策要求提干军官需经过军校培训，没上过军校的阎连科直接被划到了候补名单之外。 看着到手的退伍证，还有那117元退伍费，他心里五味杂陈。 连长帮他收拾行李时，没说啥鼓励的话，只是把一本《鲁迅全集》塞进他包里“回乡也别丢了笔杆”。 回到嵩县老家，阎连科没心思想太多，扛起锄头就下了地。 他以为自己这辈子就要和土地绑在一起，昔日的军官梦彻底碎了。 某天他正在田里种麦，突然来了穿四个兜军装的干部找到了他，递过一张纸说“这是召回通知，限你在三天内按时归队”。 他直接愣在原地，手里的锄头差点掉在地上，完全摸不清状况。 后来他才知道，召回的原因全靠他之前写的独幕剧《二挂匾》。 这部剧在全军文艺会演上拿了奖，军区文化部门的干部一看，这么好的文艺骨干退伍太可惜，就向上级申请了特殊提干名额。 等名额批下来，阎连科已经拿着退伍证回了家，部队只能赶紧派干部送召回通知。 接到通知的阎连科犯了难，家里父亲病重，正需要人照顾。 姐夫得知消息后，立马从县邮电局赶回来劝他“还是让连科回部队提干吧！人生的路接着往前走，不要回头”。 这句话点醒了他，三天后，他告别家人，揣着召回通知归了队。 归队后，阎连科顺利穿上四个兜的军装，成了正排职文化干事。 他没辜负这份机会，依旧笔耕不辍。 1983年，他去老山前线慰问演出，那里的硝烟和士兵的血汗成了他最好的素材。 1985年，《上场》发表在《人民文学》上，拿到800元稿费，他二话不说寄了一半回家，汇款单上只写了“钱不多，凑合用”。 后来阎连科创作了很多经典作品，哪怕到了晚年，回忆起1981年的那段经历，依旧会用军中口吻说“命令只有执行与不执行，幸运的是我执行了”。 那本被连长塞进包里的《鲁迅全集》，他一直带在身边，就像那段跌宕起伏的经历，提醒着他每一步都不是白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