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知青刘朝旭被推 荐上大学，临走时去找队长告别。没想到，在他家窗前，听到里面队长说：“朝旭要走了，去给他借点路费吧！”队长媳妇说：“你上次卖了羊皮袄才凑够给知青买锅的钱，现在让我上哪儿借！” 1973年的山西临汾，黄土塬上的风卷着沙，刮在脸上像小刀子。刘朝旭攥着那张印着“北京大学”的录取通知书，站在队长郭满仓家的窑洞前，脚边的黄土被他碾出个小坑——明天就要离开这片待了四年的土地，他总得跟这位把他当亲儿子疼的郭叔告个别。 窑洞的窗户糊着麻纸，借着里面昏黄的煤油灯光，能看见郭叔蹲在炕沿上抽旱烟，烟锅“吧嗒吧嗒”响。刘朝旭刚要抬手敲门，就听见郭叔的声音从里面传出来，带着点沙哑：“朝旭明儿就走了，去给他凑点路费，北京远，路上得花钱。” 炕那头传来郭婶的叹息，声音压得低，却字字清晰：“你忘了？上月知青点的铁锅裂了，你把过冬的羊皮袄拆了卖了，才凑够钱买新锅。现在村里谁家不紧巴？让我上哪儿借去？” 刘朝旭的手僵在半空，鼻子突然酸得厉害。他想起四年前刚来的时候，也是这样一个刮着风的春日，绿皮火车在土坡下停住，他背着鼓鼓囊囊的行李下车，放眼望去全是望不到头的黄土，连棵像样的树都没有。同行的知青有的当场就哭了，他咬着牙没哭，可心里的慌，比没底的窑洞还空。 是郭叔赶着驴车来接他们的。那汉子脸膛黑得像被太阳烤过的炭，笑起来眼角的皱纹里全是褶子，露出两排结实的牙：“娃娃们别怕，到了这儿，咱就是一家人。”他说这话时，手里还攥着根赶驴的鞭子，鞭梢上沾着点黄土，却让人莫名踏实。 知青点的窑洞漏风，郭叔带着社员们用黄泥糊了三遍；冬天冷得伸不出手，他把自家炕上铺的羊毛毡拆了半块，悄悄塞到知青点的灶膛边；刘朝旭水土不服拉痢疾，郭婶守在他炕边，用粗瓷碗熬小米粥，熬得黏糊糊的，上面漂着层米油，说“喝了养人”。 那年头粮食金贵，郭叔家的口粮也紧巴，可每次分了新粮，他总让儿子郭小军送来一瓢高粱面。刘朝旭后来才知道，那是郭叔把自家配额里的细粮换成了粗粮，省下的全给了他们这些城里来的娃娃。有次他看见郭小军盯着知青点的玉米饼子直咽口水，心里像被什么东西扎了下，偷偷把饼子塞给孩子，转头就红了眼。 去年冬天，知青点的铁锅被冻裂了，大冷天的没法做饭。郭叔没吭声，第二天就把他那件穿了十年的羊皮袄脱下来，让去镇上赶集的人捎着卖了。那袄子是郭婶的陪嫁，里子的羊毛厚得能攥出水，平时郭叔宝贝得很，只有最冷的时候才舍得穿。刘朝旭看着郭叔冻得通红的脖子，想说啥，却被他一瞪：“娃娃们吃饱了才有力气干活，一件破袄算啥。” 此刻听着窑洞里的动静，刘朝旭的眼泪再也忍不住，顺着脸颊往下淌，滴在黄土里，洇出一小片湿痕。他听见郭叔磕了磕烟锅：“去问问东头你三婶，她家刚卖了鸡蛋，兴许能匀点。就说……就说我郭满仓借的，开春卖了新粮就还。” “那你开春穿啥？”郭婶的声音带着哭腔，“你那老寒腿，离了羊皮袄咋熬？” “熬熬就过去了。”郭叔的声音顿了顿，“朝旭是咱村飞出去的金凤凰，可不能让他在路上受委屈。” 刘朝旭再也站不住，转身往知青点走。黄土塬上的风还在刮，可他觉得心里头烧得慌。他摸了摸怀里的录取通知书，突然打定主意——明天走之前，把自己攒的那点钱全留下，再把那件从家里带来的蓝布褂子留给郭叔，褂子是新的，比羊皮袄薄，可总比没有强。 第二天一早，郭叔果然揣着个布包来送他。布包里是五块钱，还有几个煮鸡蛋，蛋壳上还沾着点草屑。“路上吃，垫垫肚子。”郭叔挠着头笑，眼角的皱纹里全是风霜，“到了北京好好念书，给咱村争光。” 刘朝旭接过布包，感觉有千斤重。他对着郭叔深深鞠了一躬，想说谢谢，喉咙却像被堵住了，啥也说不出来。火车开动时，他看见郭叔还站在土坡上，黑黢黢的身影在黄土背景里，像棵扎得很深的老槐树。 后来刘朝旭在信里得知，郭叔开春真的没穿羊皮袄，靠喝姜汤硬扛过了倒春寒。再后来他回村里探望，特意给郭叔买了件新的羊皮袄，里子的羊毛又厚又软。郭叔穿着新袄，拉着他的手在窑洞前晒太阳，说：“我就知道，咱朝旭是个有心的娃。” 黄土塬上的风依旧年复一年地刮，可有些东西，比风更长久——比如那句“到了这儿就是一家人”，比如那件被卖掉的羊皮袄，比如藏在贫瘠岁月里，沉甸甸的情意，像塬上的老槐树，根扎得深，叶长得旺，能挡得住所有的风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