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的后代，基本都移居海外，成了富商和大老板。左宗棠的后代，一个没出国，全留在国内，成了医生、学者和技术人员。这件事细想起来，确实挺有意思。 合肥的秋雨，总带着股化不开的潮气。李鸿章故居的朱漆大门上，铜环早已锈成青绿色，推开时“吱呀”一声，像老人在叹气。院子里的杂草漫过脚踝，廊柱上的彩绘褪得只剩淡淡的痕，唯有那“李府”匾额，虽蒙着灰，却仍能看出当年的气派。守园的老人说：“这宅子空了快百年，李家的后人，早散到大洋彼岸去了。” 而十几公里外的左宗棠故居，却是另一番景象。青瓦白墙被打理得干干净净，堂屋里摆着后人捐的旧物——有左宗棠用过的砚台，有民国时的医书，还有张泛黄的全家福，照片里的人穿着中山装，眉眼间带着股沉静的倔劲。守在这里的，是左宗棠的曾孙左景鉴的学生，提起左家后人，他总能说出一串名字：“左景鉴是外科圣手，左焕琮是神经外科专家，还有搞航天的，做历史研究的……没一个出国的。” 这两家后人的路，早在百年前就定下了调。 1901年，李鸿章躺在贤良寺的病榻上，咳得直不起腰。俄国公使刚走，那份签了字的《辛丑条约》还放在床头，墨迹未干。他把儿孙叫到跟前，枯瘦的手指敲着炕桌：“这天下，怕是要乱。钱别存死的，多买些洋人的股份，跟他们打交道要活络。将来要是真扛不住，就出去，找个安稳地方扎根。”儿孙们喏喏连声，把这话刻在了心里。 后来的日子，果然如他所料。军阀混战那几年，李家后人踩着时局的缝隙，把上海的洋房、苏州的当铺换成金条，通过洋行转到香港、印尼。抗战爆发前，又借着侨商的名义，把家底挪去了美国。他们学英语，进洋行，娶外国媳妇，几代人下来，口音里的合肥腔早没了，护照上的国籍换了又换，却个个成了商界大佬——在纽约开银行的，在新加坡做船运的，在伦敦搞地产的，聚在一起时，说的是“我们祖上在清朝做过官”，语气里没多少波澜。 而左宗棠临终前，对儿孙说的却是另一番话。1885年，他在福州的行辕里，弥留之际仍盯着地图上的新疆，对守在床边的儿子左孝同说：“祖宗的地不能丢，家里的书不能烧。将来不管世道怎么变，要学真本事，治病救人也好，修路架桥也好，总要为这国家做点实在事。” 左家后人真就这么做了。左孝同没去做官，在家乡办起学堂，教孩子们算术和西医。抗战时，左家的宅院成了临时医院，女人们烧水煮饭，男人们抬担架，有个叫左景清的后人，还跟着医疗队去了滇缅公路，在炮火里抢救伤员。解放后，左家出了七个医生，三个工程师，还有个搞敦煌学研究的左景权，一辈子守在大漠里，对着壁画抄录整理，家里的书架比衣柜还大，摆满了手写的笔记。 有人说，李鸿章看得透，知道乱世里保命要紧，才让后人往外跑；左宗棠太执拗，总想着“家国”二字，把后人的路框死了。可站在李鸿章故居的杂草里，听着风吹过空屋的回响，再去左宗棠故居看看那些泛黄的医书、磨损的绘图板，又觉得这两种选择里，藏着中国人骨子里的两种活法——一种是审时度势，把家族的火种延续下去；一种是守土安邦，把精神的根须扎进故土里。 去年，有个姓李的华裔富商回合肥祭祖，西装革履，带着翻译，站在李鸿章故居前拍了张照，发在社交平台上，配文“寻根”。底下有个评论，据说是左家后人留的：“根不在宅子上，在你做的事里。” 雨还在下，李鸿章故居的杂草被打得更弯了，而左宗棠故居的窗台上，不知谁摆了盆兰草，叶片上挂着水珠，在雨里透着股韧劲。这世间的选择，本就没有绝对的对与错，只是百年过去，有人把日子过成了漂泊的船，有人把日子过成了扎根的树——船能远航，树能挡风，都挺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