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5月，无线电监测站，捕捉到一段奇怪的电波。技术人员连夜破译，结果吓人：宋时轮部已携带苏式重型坦克和喀秋莎火箭炮入朝 1950年5月的某个深夜，京津地区的电磁监测设备突然捕捉到一段异常波动。技术人员连夜解码后发现，有人正在向台湾方面传递一条足以改变东北亚局势的军事动态——宋时轮的部队携带着苏联提供的重型装甲和火箭炮系统，正朝着鸭绿江方向移动。 发报者的代号叫"彭振北"，这显然是个假身份。但能掌握如此机密的调动信息，说明对方已经渗透到了相当核心的层级。 公安部副部长杨奇清把这个烫手案子直接扔给了侦察科长曹纯之。曹纯之心里明白，单纯抓几个发报员没什么意义，真正的目标是摧毁藏在暗处的整条供血链条。 沿着这条线索深入查探，秦应麟错综复杂的家庭关系网如画卷般，在调查者眼前徐徐展开，逐渐清晰地浮现出来。在情报圈里，一个人的履历越是毫无瑕疵，反而越值得警惕。 另一个关键角色是卞树兰的弟弟卞树棠，这人在天津两家药房当伙计。这一家三口，恰好把北京和天津连成了一条看不见的通道。 档案里还提到一个神秘的"金太太"，她似乎是整个联络体系的中转枢纽。曹纯之决定不动声色地监控下去，等待那个能把所有线索串起来的时刻。 笔迹专家比对后确认，写信人就是秦应麟。几天后，卞树兰毫不避讳地去店里取走了这封信。几日后，卞树兰未作丝毫避讳，径直前往店里，将那封信取走。她的举止坦荡，似无畏旁人的目光审视。 有人提议立刻实施抓捕，但曹纯之否决了。他判断秦应麟本人很可能就在附近活动，如果现在动手，只会打草惊蛇。留着卞树兰，反而能把幕后的资金提供者引出来。 台湾方面果然坐不住了。新截获的电报显示，香港方面会派一个叫王永祥的商人携带一千美金来天津完成交接。这笔钱在当时可不是小数目，足够维持整个潜伏组运作好几个月。 曹纯之当机立断，迅速调整侦查策略，即刻将侦查的重心转移至天津，争分夺秒以推进侦查工作的进程。很快就有线报传来，德华医院里住着一个行为古怪的病人。医护人员看过照片后确认，这就是化了妆的卞树棠。 侦查员伪装成病人住进了隔壁病房。两天后，一个国字脸的中年男人来探视，进门就压低声音问：款子到手了没？卞树棠回应称，已然催促过了，对方所办之事依照情形推断，大抵在这两日便可有结果。 虽然这人离开后被成功跟踪到丰台，但在高碑店车站突然消失，不过这已经证实了秦应麟就在京津一带活动，而且急需这笔资金。 真正的破局点出现在那个自称"广州药商"的人身上。此人提着水果糕点来探病，却只在旅馆住了一晚。曹纯之下令：这人一旦离京立刻控制，卞树棠出院也当场拿下。 搜查行李时，糕点盒里藏着王永祥的名片和一张六千港币的汇票。 审讯进展得很快。王永祥交代是受台湾保密局指派来送经费的，接头人就是卞树棠，原定地点在锅店街老太和药铺，临时改到了医院。 卞树棠的心理防线在证据面前迅速崩溃。他招供称，秦应麟会差人前往老太和药铺取钱，然而取钱的具体时间并无定数，处于一种不确定的状态。曹纯之一边在药铺布控，一边对卞树兰实施了秘密抓捕。 搜查卞树兰家时，警方发现了六封信。前此五封书信，皆以蓝色墨水书写，字迹幽蓝似藏情思；而最后一封，则换作黑色墨水，墨色沉郁似含深意。这般于细微之处呈现的变化，绝非机缘巧合所致。 它似是在悄无声息中，蕴含着某种必然的逻辑与深意，绝非偶然降临。在强大的审讯压力下，卞树兰终于开口：蓝色代表秦应麟在外活动，黑色代表他躲在老巢。 这个供词揭示了一个惊人的事实——为了规避侦查，他们把电台和发报人员实行了物理隔离。这种手法是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设计的反侦察方案。 曹纯之连夜带队直扑定兴韩家庄。秦应麟还在计划着重建情报网络，就被当场抓获。 更讽刺的是，那个从台北派来的报务员虽然一度逃脱，却因为说话带着明显的台湾口音，在夜市买东西时被周围群众识破，直接扭送到了派出所。 至此，这个还没来得及完全展开运作的"天津特别组"被彻底瓦解。那些原本可能流向台湾的战略情报，永远地沉寂在了1950年的那个夏天。 主要信源：（中国新闻网——史海:侦破国民党保密局“天津特别组”案始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