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在钱学森回国的邮轮上，一位美国老太太叫来船长，拉着脸说: “你不认识他吗？钱先生是世界知名的科学家，怎么能让他们一家四口挤在狭小的三等舱？” 钱学森早年远赴美国，在喷气推进领域崭露头角，1945年便成为加州理工学院最年轻的教授之一，出入学界权威机构，甚至被五角大楼请去做顾问。 然而冷战阴云压境，美国国内反共情绪高涨，他从“座上宾”突然变成被怀疑的对象。1950年，本已收拾好行李准备回国，却被当局强行扣下，此后五年，他和家人一直在审查和监视之下艰难度日。 1955年秋天，他终于等到可以离开的那一天。清晨的港口，海面金光闪闪，钱学森牵着两个孩子，和妻子一起拎着行李登上“克利夫兰总统号”。 办完手续，一家人被引到三等舱那一层，空气里混合着海水味和油腻味，窄舱里铁床挨着铁床，行李一放下几乎转不过身。以他曾经的地位，这样的安排并不“匹配”，可在他心里，只要船头朝着祖国，睡多宽的床都不重要，真正让他放不下的，是中途会不会横生枝节。 开船第三天，海风渐凉，他带着孩子到甲板上走走，只说是看看海，其实也是透一口闷在心里的气。他扶着栏杆，目光顺着浪花一路望向远处，表情平静，眉心却始终微微收着。 就在这时，一名穿制服的船员有点紧张地走来，小声说明头等舱有位美国老太太请他们过去喝咖啡。钱学森有些意外，在这艘船上他刻意保持低调，很少与人交往，但在封闭的海上，多一个正常交谈的机会未必是坏事，他和妻子对视一眼，还是带着孩子跟着上楼。 头等舱那一层铺着厚厚的地毯，灯光柔和，舱门一打开，咖啡香扑面而来。一位白发梳理得一丝不乱的美国老夫人从椅子上站起身，自报姓名叫艾伦，年轻时曾参与争取妇女选举权的运动，习惯了和各种权威据理力争。 她说自己早就听说“钱学森”这个名字，一直想当面见一见这位中国科学家。寒暄几句之后，她顺口问起他们的舱位，一听是一家四口挤在三等舱，脸上的笑立即收紧。 在钱学森还未来得及多说什么时，她已经起身去找船长。有人远远看到她快步走进船长的办公室，一连串简短而锋利的话透出门缝，大意就是︰这样级别的科学家在你眼皮底下，你居然让他拖家带口住在那样的舱位，你觉得合适吗。 那句“你难道不知道他是谁吗”让船长一时无话可说，只能当场保证会尽快调整。很快，船员便敲开了三等舱的门，把钱家几口人带到了头等舱区域，新舱房窗户更大，光线明亮，孩子一进门眼睛就亮了，妻子坐在床沿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钱学森心里明白，这是有人替自己说出了不便开口的话。他郑重向艾伦致谢，老夫人只是摆手，说自己一辈子就看不得眼前的不公平，管不管得住是后话，见了总要说上一句。 此后几天，两人不时在甲板或休息室碰面聊天，从她年轻时和警察对峙争取妇女权利的经历，聊到冷战之下科学家尴尬的处境，她感叹科学的能力长在人身上，理不应被国界随意绑住；他则坦言，科学可以在各国之间流动，科学家的心却必须有一个最终落脚的地方。 船还在海上晃，他们已经在谈科学家要把脚站在哪块土地上。 事实上，这趟回国路暗流涌动。邮轮途经菲律宾、日本等地时，美国特工早已在岸上盯着，一旦他中途下船，就可能被找茬扣押。 所幸临行前，他收到一封只写着“切勿中途下船”七个字的短电，落款是父亲的钱均夫，他老老实实照做。多年以后才知道，那封电报背后，是周恩来对他安危的通盘考虑。 就这样，在家人牵挂、朋友打抱不平和祖国暗中护送的层层保护下，这艘船终于平安驶入东方的港口。彩旗招展，乐队奏起迎接曲，从领导到普通市民，把码头挤得水泄不通。 他带着妻儿走下跳板，脚下土地结实而温热，海风里夹着盐味和久违的乡音，他长长吸了一口气，心里那块石头这才真正落地。 回国之后，他把所有委屈和愤懑都压进心底，把全部精力倾注到一片几乎空白的国防科技领域。从资料极度匮乏的办公室到风沙扑面的西北试验场，他带着一群年轻人从头摸索导弹与航天的路。 1964年，西部大漠上腾起的那道光，宣告“东风二号”发射成功，同年西北深山中的第一声巨响震动世界，中国人在短时间内追上了别人几十年的脚步。他后来被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逐步淡出一线，却始终是中国科技界的一面旗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