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毛主席到北京宋庆龄寓所看望宋庆龄时的照片。 一九六六年，北京，宋庆龄寓所。 毛主席坐在一头，身子略微前倾，宋庆龄坐在另一头，头发已经花白，神情平和。后来反复被刊用的那张合影，就是这个瞬间。照面寥寥，两个人之间，其实隔着二十多年风雨同路的分量。 宋庆龄早就把中国共产党看在眼里。孙中山在世时，她就赞同他的判断：中国共产党是在国内所有革命力量中最为活跃的一支。 孙中山逝世之后，她把“志先生之志，行先生之行”记在心里，留意谁还能接过这面旗。 时间推移，在毛主席带领下，中国共产党把新民主主义革命一步步推深，真正扛起了重担。 宋庆龄后来写文章，说毛泽东是“目光远大，举世无双的领袖和导师，他是伟大事业的引路人”，这句话落笔很稳。 一九四五年的重庆，是她观察毛主席的关键一笔。 抗战胜利在望，蒋介石三次发电报，请毛主席去重庆谈判。 很多人不信蒋介石有多少和平、民主的真心，对毛主席安全也颇为忧虑。毛主席只给出一句话：“重庆是可以去，必须去。”在他看来，当时国内一连串尖锐的政治、军事问题，都得放在“和平、民主、团结”的基础上想办法解决。 重庆谈判的目的，是为缓和国内阶级矛盾，保证国内和平，推动民主政治，巩固国内团结，为全国统一，为建立独立、自由、富强的新中国预备条件。 对可能出现的“城下之盟”，毛主席心里有数。出发前，他同同志们一道，列出谈判中我方可以做出的让步，算是预案，同时划定底线：只在不损害双方根本利益的前提下才谈妥，越线就不答应。 他那句硬话至今还在被人反复引用：“如果这些还不行，那末城下就不盟，准备坐班房。”这种“弥天大勇”，既有胆量，也有分寸。 在重庆停留的日子里，毛主席八月三十日上午登门拜访宋庆龄，九月六日晚又出席她家里的宴会。 多年以后，一九四九年六月十九日，他在写给宋庆龄的信中，还提到“重庆违教，忽近四年。 仰望之诚，与日俱积”，那几次晤谈显然记得很牢。宋庆龄回想初次会见，用“思想敏锐，识见远大，令人钦佩”来评价。 她看到的，是一个习惯从全局看问题、又不计较个人得失的领袖形象。 一九四九年之前，宋庆龄已经把更长的一条时间线串在心里。 一九四九年二月二十日，她给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写信，说有“一章历史——那是早已开始了，不幸于二十三年前被阻——将于最近将来光荣的完成”。 这章历史，从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成立算起；所谓二十三年前被阻，说的是蒋介石抛弃孙中山的革命遗训，背叛革命，同共产党刀兵相见，革命被迫中断。 几十年跌宕之后，在她看来，是在毛主席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把这章历史接了回来，把新民主主义革命进行到底。 长期艰苦斗争之后，中国人民推翻压在头上的“三座大山”，“取得了震惊世界的胜利”。 新中国成立之后，人民继续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信心十足地投入社会主义建设。 宋庆龄以亲历者身份下结论：“我们的成就应该直接归功于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主席的领导。”一九四九年七月一日，中国共产党成立二十八周年，她写文“向中国共产党致敬”，称在毛主席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是“我们的领导者”，态度已经非常明确。 筹建新中国的时候，毛主席对宋庆龄的分量看得很清楚。 一九四九年，他多次邀请宋庆龄北上参加筹建工作。六月十九日那封信里，他“特派邓颖超同志趋前致候，专诚欢迎先生北上”，诚意写在纸上。宋庆龄经过一番思量，在八月二十六日从上海登上开往北平的列车。 八月二十八日下午，列车驶入北平车站，毛泽东、周恩来、朱德、林伯渠、董必武等到站台迎接，当晚毛主席设宴为她接风。 不久，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召开。 宋庆龄走进会场，参与新中国政治架构的搭建，被选举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进入共和国最高领导层。对很多老一辈来说，这一安排像是一条清楚的传承线：孙中山的理想和旗帜，通过宋庆龄，稳稳交到共产党人手里。 宋庆龄敬重毛主席，也敬重他的读书和思考。 她说，毛泽东“不但是一党的领袖，并且是全国人民的导师”。 她同样认同毛主席提出的人格标准。 那句大家熟悉的话，对她来说是一条实打实的要求：做“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一九五九年，新中国成立十周年，宋庆龄回顾中国共产党三十多年来给中国人民树立的“模范领导”，特别提到谦虚谨慎、不骄不躁。 她引用毛主席的话，说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在她看来，真正的谦虚，还意味着发自内心地尊重世界上一切国家的人民，不论是近邻还是远方。 很多年里，宋庆龄把精力用在保卫世界和平、团结海内外中华儿女上，这和毛主席统一战线政策体现出的宽广胸怀、包容境界、团结智慧，很是合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