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北大博士王永强携妻子移民美国，此后20年未曾回国与家人联系，其母亲病危后，在镜头面前含泪呼喊：“强强，回家吧，妈想你。”想要再见儿子一面，可王永强却只回应了七个字...... 2019年深秋，江苏常州的肿瘤病房里充斥着一种令人窒息的等待，73岁的母亲已是肺癌晚期，连呼吸都牵扯着胸腔的剧痛，但她不仅在与死神博弈，更是在试图利用舆论的巨网，去捕捞那个消失了二十年的小儿子。 摄像机镜头前，这位名为郭连有（化名）的老人枯瘦如柴，费力地对着镜头呼唤：“强强，回来吧，妈想你”这条贴着“北大博士后”、“断联二十年”、“母亲病危”标签的视频，瞬间在网络发酵。 数百万网友义愤填膺，键盘敲出的声讨如同唾沫星子般淹没了这起“不孝”事件，在舅舅提供的线索下，媒体甚至不远万里跨越半个地球，堵到了美国亚特兰大一处公寓的门口，然而门被打开又迅速合上。 门后那个五十岁、戴着眼镜的男人，面对那些以此为由让他回去尽孝的所谓“道德指令”只隔着电话冷冷地扔回了七个字：“清官难断家务事”他没有像大众预期的那样痛哭流涕，也没有愤怒辩解，仅仅是再一次选择了切断。 这种近乎冷血的决绝背后，是一本这家人几十年都算不清楚的烂账，三十年前，王永强的人生其实是一个被“精准吸血”的过程，生于江苏常州的贫寒农家，作为家里最小且最健全的孩子，他从出生起就被赋予了某种功能性。 他是患有小儿麻痹症、终身残疾的哥哥的“备份劳力”也是这个贫困家庭翻身的唯一指望，在很多村民的记忆碎片里，幼年的王永强并没有太多属于孩子的时光，别的孩童在玩耍，他在给瘫软的哥哥按摩、洗衣、烧饭甚至推着轮椅带哥哥晒太阳。 这种“懂事”的代价一直延伸到求学阶段，虽然拥有全镇第一的聪慧，考入县中，但家里并不愿意为这个非核心劳动力投入太多，为了给自己挣出学费和书本费高中时期的瘦弱少年只能去砖厂做苦工，稚嫩的肩膀上扛起粗糙的砖块。 1987年，王永强考入苏州大学物理系，这本该是“鲤鱼跃龙门”的喜事，但在母亲眼里，这却是家里劳动力的巨大流失，那张红色的录取通知书甚至一度被母亲撕碎，只因她觉得苏州太远，路费太贵，不如在家帮哥哥干活来得实在。少年不得不拼命捡起碎片，背包上路。 从苏州大学到中科院物理所博士，再到北大博士后，在外人眼里是一条光鲜亮丽的学术晋升之路，但在王永强心里，这却是一场漫长的、无论如何努力都填不满的“赎身”之旅大学期间他省下每月那点微薄的几块钱助学金，自己在食堂刷碗做苦工。 钱源源不断地寄回常州，可这似乎永远不够，父母的来信里，鲜有嘘寒问暖，更多的是催促：哥哥的药费涨了、家里的开销大了，最让他窒息的一次，是硕士期间母亲甚至追到学校，翻箱倒柜拿走了他的全部积蓄去给哥哥买“营养品”。 也正是从那时起，王永强学会了像防贼一样防着家人藏钱，等到1997年他在北京站稳脚跟，这种索取变本加厉成了“掠夺”彼时已是北大博士后的他，虽然才华横溢被导师夸赞，但实际上每个月还要从紧张的生活费里挤出400元寄回家。 那时他和妻子在北京还挤在局促的宿舍里，而父母的要求已然升级：他们希望王永强不仅要解决患病哥哥的终身依靠，还要负责给哥哥在那时的北京买房、安排生活母亲甚至因为听说他“藏私房钱”。 能在众目睽睽之下跑到北大校园，在大庭广众之下扯着身为博士后的儿子的衣领叫骂，那一刻，作为学者的斯文扫地，作为儿子的尊严尽失，那是千禧年前夕，王永强获得了去日本工作的机会，年薪高达18万人民币，在那个年代这是一笔巨款。 然而，父母在得知后的第一反应并非为儿子前程高兴，而是恐慌，恐慌这只“会下金蛋的鹅”飞得太远不受控制，他们提出了近乎荒诞的要求：要王永强把这一年几乎所有的工资寄回家，甚至要求出身教授家庭的儿媳妇留在老家替他“尽孝”，照顾残疾的大伯哥。 这不仅是对王永强个人意志的践踏，更是要把他的新家庭一并拖入泥潭，身为研究院教授之女的妻子无法理解这种畸形的家庭逻辑，夫妻爆发激烈争吵，也就是在那一刻，王永强终于明白只要他在这个体系里，他就永远只是残疾哥哥的供养者，而非一个独立的个体。 1999年8月17日，一个本该平常的日子，王永强做出了此生最决绝的切割，他没有再去日本，而是注销了自己的户籍和身份证，带着妻子远走美国，哪怕在硅谷从头开始，哪怕从此做一个没有过去的“孤魂”。 他切断了所有的国内通讯，即使偶尔通过舅舅联络，一旦涉及钱财，无论是舅舅修车的1000元，还是姐姐孩子上学的3000元，他都会毫不犹豫地撕碎信件直到二十年后，母亲躺在病床上，回想起来的依然是那一叠叠汇款单：大学的三千，硕士的五千，博士的两万。 信息来源：人民日报《“儿子,妈错了,求你回家看看我!”1999年北大博士后王永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