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家钱学森对“摸石头过河”这一说法有着独特且科学的见解。钱学森认为，“摸石头过河”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在实践中摸索，试错的勇气，但在面对重大理论问题和国家建设时，这种方式的预见性较差，可能导致严重的后果。 钱学森有个特别著名的观点，叫“总体设计部”。这玩意儿听着高大上，其实说白了，就是要把那种靠经验、靠“拍脑袋”、靠零敲碎打的办事方法，转变成靠科学理论、靠数据计算、靠系统工程的科学决策。 咱们回看一段历史。1982年，钱学森做了一个惊人的决定，从一线科研岗位退下来，一头扎进了书堆里。为啥？他觉得咱们国家在搞建设的时候，有时候太依赖“经验法”了。啥是经验法？就是出了问题抓问题，哪个是重点抓哪个，这就是典型的“摸着石头过河”。钱老着急啊，他在《文汇报》上发文章，搞系统学研讨班，就是想告诉大伙儿：要过河，光有胆子不行，还得有桥，有船，有水文图！ 举个真实的例子，也是钱老当年非常关注的一个经济现象。有一段时间，咱们国家农业大丰收，按理说这是好事儿吧？可结果呢，财政补贴跟着蹭蹭往上涨，最后出现了一个怪圈：农业越丰收，国家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例反而下降了。这事儿你要是光靠“摸石头”，摸到哪年才能明白？后来还是航天部710所，用了钱老提倡的“从定型到定量的综合集成方法”，找了一帮经济学家、系统专家，建模型、搞分析，才把这这里头的复杂逻辑给理顺了。这就是科学的预见性，它能让你在没下水之前，就知道水深水浅，哪里有漩涡。 说到这儿，可能有人会觉得，这系统论、控制论太高深，离咱们普通人的生活太远。其实不然，教育领域就有个活生生的例子，和钱老的思想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咱们来看看上海青浦的教育改革。这事儿的主角叫顾泠沅，一位扎根一线45年的教育实干家。1977年刚恢复高考那会儿，顾泠沅也是两眼一抹黑。当时的青浦，高中毕业生数学及格率才2.8%，零分的一大把。这时候怎么办？他也得“摸石头”，立下军令状要提升成绩。但他没有一直停留在“摸”的阶段。 顾泠沅干了一件特牛的事儿，他在后来的几十年里，硬是把“摸石头”变成了“造桥梁”。他带着团队搞实证研究，用数据说话。1990年，他发现国外的布卢姆教育目标分类法在中国水土不服，咱们的学生要是光靠那套理论，只会死记硬背。于是，他搞了一份24页的卷子，处理了28万个标准数据。注意啊，这可是28万个数据，不是拍脑门想出来的。通过这些数据，他把学生的认知水平划分成了四个层次，精准定位到了咱们中国学生在“探究性理解”也就是创造力上的短板。 这不就是钱学森说的科学预见性吗？如果不搞这三次全样本的大数据测量，顾泠沅可能至今还在用老一套的方法搞题海战术。就像他在2021年国际数学教育大会上说的，这是向世界展示的“中国经验”。这种从“摸着石头”起步，最终走向科学实证的道路，正是对钱老观点的最佳印证。 再说回钱学森自己。大伙儿都知道著名的“钱学森之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这个问题，其实也是在问：我们的教育体系，是不是还在“摸着石头过河”，缺乏一个科学的顶层设计？ 清华大学为了回答这个问题，专门搞了个“钱学森力学班”，简称“钱班”。这可是个“人才培养特区”。这里的搞法就非常“钱学森”——极度重视数理基础。别的工科生可能在大一玩玩社团，钱班的学生得花三四倍的时间在课下啃数学、啃物理。为啥这么虐？因为在钱学森的教育思想里，没有深厚的科学理论做底子，你将来充其量是个高级工匠，成不了大师。 但这事儿容易吗？不容易。清华钱班其实也是在“摸着石头过河”，但这回摸石头的方向变了。他们不再是单纯地灌输知识，而是试图给学生“留白”。顾泠沅也提到过这个观点，现在的孩子作业多、考试多，被填得满满当当，哪有时间去胡思乱想？哪有时间去搞创造？钱学森当年在北师大附中，考试不做准备也就考个80分，剩下时间全拿去钻研自己感兴趣的事儿了。 无论是顾泠沅的“青浦实验”，还是清华的“钱班”，核心逻辑都变了：从盲目的试错，转向了基于规律的探索。这正是钱学森晚年最想看到的局面。 咱们现在的国家治理，也越来越有“钱学森味儿”了。就拿合肥蜀山区来说，人家拿到了“全国社会建设与生态文明建设试点基地”的牌子。凭啥？就凭人家不仅仅是靠街道大妈去喊话，而是运用了技术的力量，搞社区治理网络创新，把社会治理当成一个系统工程来抓。这就是把钱老的系统科学思想应用到了社会管理的毛细血管里。 钱学森反复强调的，其实就是一种战略定力和科学精神。他希望我们不仅有闯劲，更要有脑子；不仅有战术上的灵活，更要有战略上的推演。就像造火箭，你不能发射上去再看它往哪儿飞，你得在图纸上就算好它的每一条轨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