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风]1956年,一位北大数学系教授请教钱学森问题,钱学森却说:“连这样的问题你都不懂?”教授羞得满脸通红,转身走了。秘书看不过去,随后去´批评´钱学森,钱学森多年后却说:“张秘书对我的帮助很大!” 1956年,刚回国不久的中科院力学研究所里,上演了极为尴尬的一幕。 一位堂堂北大数学系的副教授,此刻正像个犯了错的小学生一样,局促地立在办公室中央,他那张平日里受学生敬仰的脸涨得通红,额头甚至渗出了细汗。 而坐在他对面的,正是名震中外的钱学森,就在几秒钟前,这位副教授鼓起勇气提了一个困扰已久的学术问题,结果换来的不是详细的解答,而是钱学森一脸的不可置信,脱口就是一句像刀子一样的话:“连这样的问题你都不懂?” 空气瞬间凝固了,副教授尴尬得不知所措,只能用几声干咳来掩饰羞愤,随后甚至还要因为对学术泰斗的敬畏,弯腰鞠躬,然后转身狼狈地逃离了现场。 这并不是钱学森故意刁难人,恰恰是“天才的视盲”,在国外待了二十年的钱学森,习惯了顶尖实验室里那种极高效率、直来直去的交流方式,周围全是天赋异禀的脑袋,许多难题在他眼里不过是一眼看透的“常识”。 但他忘了,眼前的环境变了,这种在美式顶尖学术圈的“直率”,放在注重脸面和尊卑的国内,就变成了一种令人窒息的傲慢。 把这一幕全看在眼里的,是坐在一旁的年轻女秘书,张可文。 说来也巧,这个29岁的姑娘本来是在学校里安安稳稳教书的数学老师,几个月前突然接到一纸调令,被生拉硬拽到了力学所。 起初她心里也是有一百个不乐意,当时的张可文对“钱学森”这个名字的分量一无所知,只当是个普通的海归科学家,若不是所里领导三顾茅庐给足了面子,加上她是党员,觉悟高,恐怕这差事早就黄了。 但正是这次略带勉强的任命,成了钱学森回国生涯中的一剂“良药”,组织选她是有深意的:不仅因为她是北大数学系的高材生,能听懂钱学森那些高深的术语;更因为她懂得我国的人情世故,知道怎么走“群众路线”。 张可文是个“异类”,别人见了钱学森大气的场不敢出,说话都要低三分,她却没这个心理负担,有一回早上,钱学森板着脸生闷气,谁也不敢靠近,张可文偏不吃这一套,直接把他当空气,自顾自地收拾文件,最后反倒是这位大科学家憋不住了,主动搭话才打破了僵局。 正是这份不卑不亢,让她敢于在这个尴尬的时刻站出来。 送走了那位羞愤难当的副教授,张可文没有立刻发作,而是像猎人等待时机一样,观察着钱学森的状态,她发现这位大科学家其实也是个矛盾体:工作时他是令人胆寒的严师,连文件起草这种小事都不放心别人,非要亲力亲为;但在闲暇聊起国外见闻时,他又幽默风趣,完全是个平易近人的长者。 看来,问题的症结不在性格,而在“习惯”。 过了几天,趁着闲聊的空档,张可文把话头引到了那天的事情上,她没绕弯子,单刀直入地给钱学森上了一课:“俗话讲‘人要脸,树要皮’,您那天的做法确实欠考虑。” 看着钱学森沉默不语,张可文继续“输出”:人家好歹也是北大有头有脸的副教授,自尊心强着呢,您看办公室里空椅子那么多,进屋半小时您都不让人家坐一下,就让人干站着听训。末了因为一个没想通的问题,直接给人一句‘不懂’,这让人家的脸往哪儿搁? 这番话要是换个人说,估计早被赶出去了,但张可文是党员,又是抱着帮他搞好“群众关系”的诚意,字字句句都在理上。 钱学森是个绝顶聪明的人,他坐在那儿一言不发,但心里那笔账显然是算明白了,美国的这一套“只谈效率不谈感情”,在中国行不通。 从那次“谏言”之后,所里的人惊奇地发现,钱学森变了,那种高高在上的凌厉感收敛了许多,对待来访的同僚和下属,虽然标准依然严苛,但态度明显多了几分耐心和尊重,那个让副教授脸红的尴尬场景,再也没有重演过。 多年以后,当钱学森退休受邀参加研究所会议时,他一眼就在人群中认出了张可文,那时大家都已生华发,但钱老却一把拉住她,当着众人的面感慨万千。 他对这位第一任秘书的评价,不再仅仅是工作上的助手,而是用了一句极有分量的话:“张可文对我的帮助很大。”甚至在介绍她时,还会自豪地补上一句:“这可是我的战友。” 当年的那位北大数学系毕业生,或许学术成就没能惊天动地,但她用中国式的生活智慧,帮这位科学巨匠修补了回国后最重要的一门“人情课”。 信息来源:光明网:钱学森归来后的故事-文摘报-光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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