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2年，徐悲鸿被迫娶村姑为妻。 红盖头被掀开时，他盯着眼前那张素净却陌生的

1912年，徐悲鸿被迫娶村姑为妻。 红盖头被掀开时，他盯着眼前那张素净却陌生的脸，心里像堵了团湿棉花。 母亲说这是给父亲冲喜，可他刚从上海回来，满脑子都是新学的素描光影，哪容得下这桩乡下婚事。 那时的宜兴乡下，八成以上的婚姻都是父母说了算。 徐悲鸿不是没想过反抗，他把画夹摔在桌上，说要回上海继续学画。 但病榻上父亲咳得撕心裂肺，母亲跪在他脚边，说只要他点头，父亲的病就能好。 他最终还是穿上了那件不合身的红袍，拜了天地。 新婚夜后，徐悲鸿在老家待了不到三个月。 他收拾画具去上海时，没回头看站在门口的妻子。 在震旦大学的画室里，他结识了康有为，聊西方油画，谈艺术革新，仿佛那桩婚事只是场噩梦。 直到1913年冬天，母亲来信说妻子怀孕了，他回信只有八个字：“速寻土方，打掉孩子。” 信寄出去的第二天，徐悲鸿就后悔了。 他在画室里对着石膏像坐了一夜，想起妻子那双总低着头的眼睛。 可骄傲让他没再写信，任由家里把孩子留了下来。 1914年春天，儿子出生，母亲问他取什么名，他握着画笔的手顿了顿，说：“叫劫生吧。” 本来想这名字能断了念想，可1916年回乡探亲时，四岁的劫生拿着张画满小鸡的纸跑过来，奶声奶气地喊“爹”。 徐悲鸿的心猛地一颤，那鸡的动态抓得极准，像模像样。 他第一次蹲下身，接过画纸，指尖碰到孩子冻得发红的小手。 之后的两年，徐悲鸿偶尔会寄素描本回去，在信里教劫生怎么握笔。 他甚至想过把孩子接到上海，可1919年春天，母亲的电报来了：劫生病重。 那时他正办赴法留学的手续，船票都买好了。 等他辗转回到宜兴，孩子已经没了气息。 灵堂上摆着劫生画的最后一张画，是匹歪歪扭扭的小马，旁边用铅笔写着“爹爹的马”。 多年后徐悲鸿画《愚公移山》，笔锋里总藏着股化不开的沉郁。 他大概想起那个叫“劫生”的孩子，那个被他当作“劫难”的生命，其实是他一生都没画完的愧疚。 画布上那些负重前行的人，多像他自己，背着传统的枷锁，也背着人性的缺憾，一步步挪过岁月的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