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的严打，放在中国法治史和社会变迁史里看，是一段特殊又沉重的存在。 当时社会治安问题凸显，刑事案件数量激增，城市监狱挤得像沙丁鱼罐头，于是“注销城市户口、押送大西北劳动改造”的政策应运而生，这个政策既解了监狱爆满的燃眉之急，又给西部开发送去了免费劳力，在当时算是“一举两得”的设计。 但是对于那些被打上“重刑犯”标签的城市青年来说，城市户口被注销，就意味着他们的人生被连根拔起了，从被扔进戈壁荒漠的那一天起，往后的日子是什么样，结局如何，一切比他们预想的更加残酷。 注销户口这事儿，在当时不是说说而已，是写进中央文件的硬政策。 1983年8月中央出台的严打决定里，明确要求“注销城市户口一大批”，只要被判重刑，不管你是北京、上海的，还是江浙、京津的，户籍页上都会被盖上鲜红的注销印章，理由清一色是“因XX罪判处XX刑，遣送边疆劳动改造” 。 这就意味着他们不再是城市居民，成了没有籍贯的“异乡人”，而这一注销，往往就是十几年甚至一辈子。 辽宁的大学生李晓光1983年因失手杀人被判死缓，户口一注销，再接到押往新疆的通知时，他说那种感觉“就像被家乡扫地出门，纯粹的放逐感” 。 更残酷的是，1984年还出台了“刑满释放人员留场就业”政策，明确限制大城市户籍人员返乡，就算服完刑，户口没了，原籍回不去，农场也不给落户，很多人直接成了“黑户”。 上海的陈建国原是工厂技术骨干，过失伤人被判无期，在戈壁种了15年树，1998年刑满时连身份证都办不了，想回上海买张火车票都没资格，最后只能留在农场当护林员，守着自己种的胡杨林过一辈子。 在当时，这些人的目的地，青海诺木洪、柴达木盆地、新疆若羌、甘肃三十里井子农场，鸟不拉屎，全是西北最苦的地方。 这些劳改点有个共同特点：海拔高、温差大、全是盐碱地。 夏天地表温度能飙到五六十度，脚踩在沙子上烫得直跳；冬天能冷到零下三十度，哈气成冰，风沙一刮，大白天都得点油灯。 第一批2400名江浙籍犯人坐了54小时闷罐车，下车第一眼看到的就是茫茫戈壁上几排土坯房，远处是光秃秃的雪山，连棵像样的树都没有。 他们住的不是宿舍，是自己挖的“地窝子”——在地下挖个半掩体，铺点干草就是床，没供暖没通风，冬天冻得缩成一团，还容易煤烟中毒。 新疆若羌的劳改农场更偏，周围几百公里都是无人区，后来刑满留下的人聚居成了“上海街”，镇外沙包上的墓碑全朝着东南方，那是上海的方向。 那个年代，劳动改造根本不是什么“悔过自新的教育”，对大多数人来说就是高强度的苦役。 农场实行准军事化管理，每天清晨五点吹哨起床，五分钟洗漱，五分钟整理内务，被子要叠成“豆腐块”，牙具摆成一条线，五点半准时出工，一直干到晚上九点收工，一天劳动时长超过13小时 。任务定额高得吓人，每人每天要开垦半亩荒地，栽一百多棵沙棘，割几百斤苜蓿，完不成就要扣饭，连续三次没完成就得戴24小时“紧铐”，手腕磨得血肉模糊。 最苦的是挖排碱沟，戈壁上的土硬得像石头，一镐下去就留个白印，天津的李建国20岁因抢18块钱被判无期，在诺木洪挖了三年排碱沟，手掌震裂的伤口反复结痂，最后结成了厚厚的黑痂，几十年后还能摸到痕迹。 伙食标准也是低得可怜，农业单位犯人每月伙食费才13块钱，重体力劳动的每月也才15块，平时就是稀粥配咸菜，每周能吃一顿土豆烧牛肉就算“开荤”，半碗肉汤都能换半包烟 。 医疗条件更是形同虚设，得了阑尾炎只能打青霉素硬扛，要是得了高原肺水肿，得用拖拉机往一百多公里外的格尔木送，不少人没送到就断了气。 江浙籍的申某不堪忍受，半夜翻墙逃跑，结果在盐碱滩上迷了路，又冷又饿，三天后被发现时已经冻僵了，怀里还揣着没舍得吃的半块馍。 这些被放逐的人里，什么样的情况都有，他们的悲苦不全是因为劳动的艰辛，更多是身份的枷锁和未来的迷茫。 刑满释放后，不管是回不去的还是回去的，大多数人的日子并不好过，上海有个区摸底，一百多个回流的人里，只有十几个找到了正式工作，其他人要么蹬三轮，要么摆地摊，年纪不大就只能“内退”。 几十年过后，那些还活着的人，大多已经六十多岁，每年秋天都会自发回农场“探亲”，在废弃的黄土墙前合影，唱的不是《坐牢歌》，而是《外面的世界》。 他们的悲苦人生，是特殊年代的产物，他们中有些人所犯的重罪在现在看来可能只是一个并不严重的错误，但注销户口政策切断了他们的退路，极端的劳改环境磨掉了他们的青春，而那些荒凉的劳改地点，最终成了很大一部分人永远的归宿。 现在走在青藏公路上，路边成片的沙棘和枸杞林，很少有人知道背后是这些人的青春和汗水。他们是严打的承受者，也是西部开发的参与者，他们的悲苦人生是一个时代的符号。 他们有罪， 更有血泪。 他们中的有些人， 在受到惩罚的同时， 也遭受了侮辱与伤害。 但时代的残酷性就是这样， 一粒灰尘落到你的肩头， 你的人生可能就毁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