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冬天，南京军区1军接防老山前线。仗打得太猛，牺牲的战友越来越多，麻栗坡烈士陵园快装不下了。为了不让烈士漂泊在外，上级决定，在云南西畴县兴街建个临时火化场，把骨灰带回家。 这个决定下达时，1军3师卫生队的班长王建国正跟着部队在老山主峰阵地轮换。他永远记得，那天指导员拿着命令传达时，战壕里死一般的寂静。 “牺牲的战友，不能埋在异国他乡的土地上，哪怕是临时火化，也要把骨灰带回他们的家乡。”指导员的声音带着哽咽，战壕里的战士们攥紧了钢枪，眼泪在眼眶里打转。没人抱怨条件艰苦，所有人心里都清楚，这是对牺牲战友最基本的尊重。 临时火化场选在兴街镇外一片偏僻的山坳里，没有像样的设备，只有几顶军用帐篷、几口借来的铁锅和战士们就地搭建的简易灶台。 王建国和卫生队的8名战士被抽调到火化场，负责遗体接收、清洗、火化和骨灰收集。他们接到的第一个任务，就是清理战场带回的烈士遗体。 那是1984年12月的一个清晨，天刚蒙蒙亮，三辆卡车拉着27具烈士遗体抵达火化场。车厢打开的瞬间，一股混杂着硝烟、泥土和血腥味的气息扑面而来。王建国和战友们强忍悲痛，小心翼翼地把遗体抬下来。这些烈士有的被炸得面目全非，有的还保持着射击姿势，手指紧扣扳机，军装被鲜血浸透，冻得硬邦邦的。“我们得让战友走得体面些。” 王建国脱下自己的棉衣，盖在一位烈士身上，他的脸被弹片划伤，看不清容貌，只有胸前的军牌还能辨认身份——年仅19岁的新兵李向阳，来自江苏盐城。 没有专业的清洗工具，战士们就用带来的饮用水，一点点擦拭烈士身上的泥土和血迹；没有寿衣，就把崭新的军装套在他们身上；没有化妆用品，就用红墨水在烈士的眉心点上一点，算是最后的告别。 王建国记得，有一位烈士的双手紧紧攥着一块染血的手帕，手帕里包着半张全家福，照片上的父母和妹妹笑得格外灿烂。“他一定很想家。”卫生员小陈哽咽着，用温水慢慢泡软烈士的手指，才小心翼翼地取出手帕，和军牌一起放进骨灰盒里。 火化的过程异常艰难。铁锅不够大，一次只能火化两具遗体，木柴需要战士们上山砍伐，寒风中，火苗总是忽明忽暗。为了让火化更彻底，王建国和战友们轮流守在灶台边，不断添加木柴，用铁钎翻动遗体。浓烟呛得他们眼泪直流，眼睛红肿刺痛，喉咙干得冒火，却没人敢离开半步。有一次，铁锅突然破裂，正在火化的遗体骨灰撒了一地。 王建国急得直哭，和战友们跪在地上，用双手一点点把骨灰捧起来，哪怕混着泥土，也不肯落下一丝一毫。“这是战友的骨灰，我们必须完整地带回去。” 最难的是辨认身份。有些烈士的军牌在战斗中丢失，遗体又无法辨认，只能通过衣物、随身物品来推断。有一位烈士的口袋里装着一封未寄出的家信，字迹工整，信里写着“娘，等我打完仗就回家娶媳妇”，落款是“儿子张强”。 王建国和战友们根据信封上的地址，联系到了张强的家人，当家人得知儿子的消息时，电话那头传来撕心裂肺的哭声，让在场的战士们都忍不住落泪。 火化场的战士们每天只能睡三四个小时，白天处理遗体，晚上整理骨灰，登记信息。他们的双手被炭火熏得发黑，指甲缝里的污渍怎么也洗不掉，身上的军装永远带着一股烟火味。有一次，王建国的战友小李因为过度劳累，在添加木柴时晕倒在灶台边，醒来后第一句话就是：“我没事，还有多少战友没火化？” 临时火化场运行了三个月，共火化烈士178名，收集骨灰178盒。每一盒骨灰都用红布包裹，贴上烈士的姓名、籍贯和部队番号，由专门的战士护送回家。王建国记得，护送李向阳烈士骨灰回盐城的那天，当地群众自发组织了欢迎队伍，从县城到乡下，沿途站满了人，老人和孩子捧着白花，哭着喊“英雄回家了”。李向阳的母亲接过骨灰盒，紧紧抱在怀里，哭着说：“我的儿，娘终于等到你了。” 1985年3月，随着前线战事趋于平稳，临时火化场完成了它的使命，被拆除。王建国和战友们回到原部队，重新投入战斗。可那段在火化场的经历，却成为他们一生难以磨灭的记忆。王建国的胸前，始终戴着一枚三等功军功章，那是上级为了表彰他们在火化场的出色表现颁发的。可他却说：“这枚军功章不属于我，属于那些牺牲的战友，属于每一个为烈士服务的战士。” 多年后，王建国退休回到老家，每年都会带着家人去烈士陵园祭拜。他会给孩子们讲老山前线的故事，讲临时火化场的点点滴滴，告诉他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是无数烈士用生命换来的，我们永远不能忘记他们。” 那个简陋的临时火化场，没有宏伟的建筑，没有华丽的装饰，却承载着最沉重的思念和最崇高的敬意。它不仅让牺牲的烈士魂归故里，更凝聚了战友之间的深厚情谊，彰显了中国军人对生命的尊重和对使命的担当。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正是这份坚守和情谊，支撑着战士们奋勇前行，为国家和人民筑起了一道坚不可摧的防线。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