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一名身中170多块弹片的解放军战士被送往火葬场，就在众人伤心之际，突然间！“尸体”动了...... 抬担架的战士手一抖，帆布带“吱呀”响了一声。 那会儿谁都以为是路不平，毕竟这具“遗体”刚从612高地抬下来，浑身是血，军装碎成了布条，170多块弹片像扎进肉里的钉子，把人钉得没了动静。 卫生员蹲下来整理盖布，手指碰到战士的眼睑，竟看见那眼皮颤了一下，像风吹过的烛火。 救护所的帐篷里飘着消毒水和血腥味。 护士郑英把听诊器按在战士胸口时，手都在抖。 那会儿前线每天要抬进来几十个没气的，她见惯了生死，可这回听诊器里传来的“咚咚”声，轻得像蚊子叫，却一下撞在她心上。 “还有气！”她扯着嗓子喊，声音劈了叉，“快！血袋！” 后来才知道这战士叫李陶雄，当班长三年，总带着兵往前冲。 这次为了拆越军雷区，他扑在最前面，RPG火箭弹在三米外炸开。 战友说他倒下时还攥着爆破筒，指节白得像要嵌进铁皮里。 那会儿救护所缺设备，没心电仪，全靠人眼人耳判断生死，要不是郑英多留了个心眼，这口气可能真就咽在去火葬场的路上了。 刚稳定住的生命，又遇上了新麻烦。 要转去后方医院，可越军的米格战机总在头顶盘旋。 广州军区直接调了直-5运输机，还派了六架歼-7护航。 机舱里，李陶雄输的血一袋接一袋，3000毫升，够把全身的血换一遍。 飞行员后来回忆，那会儿舱门都不敢关严，怕血袋冻住，冷风灌进来，血袋上的水珠滴在李陶雄脸上，像谁在掉眼泪。 303医院的手术灯亮了78天。 主刀医生王院士后来总说，那20块靠近心脏的弹片，每取一块都像在拆炸弹。 最危险的时候，李陶雄的血压掉到70/40，护士们轮流按他的胸口，按得手都肿了。 直到第78天夜里，他突然抓住旁边护士的手，哑着嗓子问：“我们胜利了吗？” 醒来后的李陶雄成了医院的“怪人”。 医生说他左腿肌肉坏死得截肢，他瞪着眼不松口：“刘伯承将军能不打麻药做手术，我也行！”后来真就靠局部麻醉清创，五个小时没哼一声，汗把手术单洇出个人形。 再后来，他拄着拐杖练单腿深蹲，伤口裂开了就拿纱布一缠，半年后竟跟着部队又上了者阴山，带着尖刀班端了三个火力点。 我觉得那会儿的人心里都憋着股劲。 1998年抗洪，50岁的李陶雄带着民兵扛沙袋，水里泡了三天三夜，腿上的旧伤肿得像馒头，他就拿绑腿勒紧了接着干。 2019年在国防大学讲课，他掏出枚磨得发亮的一等功勋章，说：“这不是给我的，是给当年没来得及问‘胜利了吗’的兄弟。” 现在他常去烈士陵园，在老战友的墓碑前坐会儿，带瓶酒，倒两杯，自己喝一杯，洒一杯。 风吹过墓碑上的名字，他就笑着说：“你看，咱们都等到胜利了。”那枚当年郑英用过的听诊器，他捐给了军博，展签上写着：“1984年，它听见了最犟的一口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