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一颗重量超过七两，价值超过200万的野生老山参在东北被挖出，而且开挖时长白山电闪雷鸣，让众人感觉十分惊异，最终这棵山参被当做国宝收藏。 现在如果你走进北京人民大会堂的吉林厅，在那恒温恒湿的特制玻璃展柜里，能看到一位沉默的“老者”。它已经在那里静卧了四十多年，纹丝不动，却依然能让每一个驻足的人感到某种来自远古山林的压迫感。 这就是那棵传说中的“参王”，一株重达287.5克、拥有近五百年生命历程的野生老山参。 但这并不是一个关于“宝物展示”的简单故事，若剥开那一层层丝绒衬垫和荣誉的光环，底下埋藏的是1981年那个燥热夏天里，关于生存、运数与敬畏的真实切片。 让我们先把目光从那早已凝固的200万估值甚至“无价之宝”的惊叹中移开，落回到那个物质贫瘠的年代。 那是1981年的7月，长白山脉深处的空气潮湿得能拧出水来，五十出头的抚松县老把头王忠全，带着刚刚从山东日照赶来探亲的二哥王忠华，那个力气颇大的老搭档巩力新，以及还是个十九岁愣头青的邻居董德双，正深一脚浅一脚地跋涉在露水河大黑山的密林里。 在这场甚至可以说是“赌博”的进山行动中，没有人知道几十年后这东西会被放在国家的会客厅里供人瞻仰。当时摆在四个人面前的现实极为粗糙：他们带的干粮快吃完了，最后一点煎饼不仅要用来填饱四个成年男人的肚子，还得支撑着早已磨穿鞋底的双脚继续在那片齐腰深的蕨类植物中挪动。 这种困顿在7月30日的下午三点多被打破了，地点卡在三道砬子河与四道砬子河中间的坡地上。并不是什么经验丰富的老手先开了天眼，反而是年纪最小的董德双，在那足以掩盖一切的深绿植被中，瞥见了一簇不同寻常的“芦头”。 在野外，这就是命运转折的信号。当那根专门用来剔土的鹿骨签子小心翼翼地探入泥土，老练的王忠全一眼便看出了端倪：叶片肥厚，不仅有四个叶片，更关键的是那“不顶红榔头”的极品特征，底下绝对藏着一个足以震惊山下的“大家伙”。 这株人参的“长相”在后来的专家眼中简直就是神迹，它拥有三个极为罕见的芦头，分基部的圆芦、中部的堆花芦和顶端的马牙芦，这不仅仅是形态的怪异，更是时光的年轮——据推算，这颗种子的发芽时间可以追溯到明朝。 这意味着当它还在地底默默生根时，外面的世界经历了朝代更迭、战火连天，而它就在那儿，按照自己的节奏，花了将近两百年才长成了如今的主体。 它没有传统意义上的主根，靠着那些如珍珠般密布的须根汲取养分，在泥土里把两条腿八字撑开，修成了一副极其漂亮的“元宝体”。 然而，真正让这株山参蒙上一层神秘色彩的，是它出土时的异象，山里人讲究个“兆头”，据传当时刚才还闷热的天空突然劈下炸雷，暴雨像算准了时间一样倾盆而下，却又在短短十分钟后戛然而止，仿佛是这片山林在做最后的挽留。 在那之后整整四个小时的挖掘过程中，甚至是后来这株参被运回仓库时，还传出了“黄鼠狼围着转”的诡异说法，以至于后来在当地的博物馆里，还专门有美术作品描绘“黄鼬拜参”的场面。 更有意思的是这场旷世发现背后的算盘账，这或许是那个时代最真实的写照，当这株按老秤算有九两二钱（民间有“七两为参，八两为宝”的说法，这已破了“九两为精”的极限）的宝贝被送往抚松药材公司时，最初的定级风波令人唏嘘。 这株明明有着五百年道行的神物，一开始只被定为了二等野山参，收购价总共才算了1420元。直到后来惊动了省里，才补发了280元调为一级。最终到王忠全他们手里的，是每个人425元人民币。 425元在今天也许吃顿饭都不够，但在那个大多数人还在为温饱发愁的1981年，这是一笔能让人起几间瓦房、让孩子进城读书的巨款。 四位挖参人并没有因为后来流传的“天文数字”估值而感到懊悔，对于王忠全这样守着大山过了一辈子的把头来说，这不仅仅是钱的问题，更像是一种既然接受了山神的馈赠，就要懂得止盈的生存智慧。 如今，那个曾经电闪雷鸣的挖掘现场，早已听不到当年的雨声。长白山也不再允许像那样肆无忌惮地索取，野生人参成了濒危名单上的名字，更多的人工园参、林下参在抚松这片“人参之乡”的土地上生长。但这株被移居到北京的“参王”，依旧作为一个时代的切片，封存在了1981年的那个夏天。 专家们研究它的基因，分析那5.4厘米长的主体里蕴含的复杂皂苷，而游客们隔着玻璃，试图在它那条长达46.8厘米的主须上，读懂所谓“百草之王”究竟是如何跨越了五百年的风霜。 对于那四个踩破鞋底的挖参人，以及更多在这片黑土地上讨生活的人来说，这株人参不仅仅是一份荣耀，它证明了人与土地之间那种原始、粗粝却又深沉的契约关系：你敬畏山林的规矩，山林或许就会在某个意想不到的午后，回馈给你一段足以传颂半个世纪的传奇。 信源：吉林日报——“参王”传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