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李树棠被俘，上级下令就地枪决。李树棠听说后，趁着押送兵撒尿的工夫，撬开木笼子钻出去了。没承想，刚蹚过河沟子，迎面就撞上三个查岗的兵！ 这个在鬼门关前捡回一条命的汉子，是个地地道道的河北农民，参军前靠给人做木工活糊口。 1945年日军投降后，家乡依旧被反动派势力把持，苛捐杂税压得百姓喘不过气，同村几个青年相约参军，李树棠没半点犹豫就跟着走了——他没读过书，不懂什么大道理，只知道跟着队伍能让乡亲们过上安稳日子。 参军后，他凭着木工活练就的巧手和一股子拼劲，很快成了班里的骨干，拆个枪械、修个工事样样在行，战友们都喊他“李木匠”。 1947年春天，李树棠所在的连队在辽宁彰武执行牵制任务，遭遇敌军主力包围。激战中，他为了掩护伤员撤退，腿部中弹，摔倒在麦田里，等醒来时已经被敌军俘虏。 被俘后的日子里，他没少受折磨，敌军逼他交代部队部署，他咬紧牙关只说“不知道”。直到听说要被就地枪决，李树棠心里的火苗又燃了起来——他还没看到乡亲们过上好日子，绝不能就这么死了。 押送他的两个兵显然没把这个“腿伤未愈的农民兵”放在眼里，路过河沟子时，一人去撒尿，另一人靠在树干上打盹。李树棠盯着困住自己的木笼子，手指摸到了笼条衔接处的缝隙——这是他做木工多年的本能反应。 他忍着腿疼，用被绑得发麻的手抠挖缝隙，又借着地面的石头打磨笼条，硬生生把一根松动的木头条撬了下来，钻出去时，裤腿被木刺划得鲜血直流，他都没顾上擦。 蹚过河沟子的水，冰冷刺骨，刚包扎好的伤口疼得钻心。李树棠正想找个地方躲起来，三个荷枪实弹的兵就出现在眼前，黑洞洞的枪口对准了他。 他心里咯噔一下，难道刚逃出来又要落网？可仔细一看，对方军装的样式不对——是自己人！原来这三个兵是附近军区的查岗哨，负责排查战场逃散人员。 李树棠又惊又喜，刚想开口，却因为连日没吃饱饭、伤口失血，眼前一黑差点摔倒。带头的班长赶紧扶住他，看到他腿上的伤和被划破的衣服，又听他断断续续说出自己的部队番号和被俘经过，当即断定他是突围的战友。 班长让人拿出干粮和水，李树棠狼吞虎咽地吃着，眼泪忍不住掉了下来——他不是怕疼，是庆幸自己没看错人，没白受那些罪。 归队后，李树棠养伤期间，有人背后议论，说他被俘过，是不是叛变过。这些话传到他耳朵里，他没辩解，只是在伤好后主动申请去最危险的爆破班。 在接下来的辽沈战役中，他带着炸药包多次冲在最前面，炸碉堡、破铁丝网，先后立了三次战功。 一次战斗中，他顶着炮火爬上敌军碉堡，导火索被打断，他就用打火机重新点燃，硬生生把碉堡炸塌，自己也被气浪掀飞，醒来后第一句话是“碉堡炸了吗？” 有人说，被俘过的兵心里会有阴影，可李树棠用行动证明，真正的战士，无论身处何种绝境，信仰都不会动摇。 那些质疑他的人，恰恰忽略了一个最朴素的道理：一个愿意为掩护战友而负伤、为求生而拼死逃跑的人，怎么可能轻易叛变？他的逃跑，不是贪生怕死，而是对革命的执念，是对“让乡亲们过上好日子”的承诺。 后来，李树棠随部队南下，解放了多个城市，直到全国解放后，他才回到家乡。此时的家乡早已换了天地，苛捐杂税没了，乡亲们分到了土地，孩子们能上学了。 李树棠看着眼前的一切，想起当年被俘时的绝境，想起河沟子的冰水，想起查岗兵的枪口，突然觉得所有的苦难都值了。 他放弃了留在城里的机会，选择在家乡当一名村支书，带领乡亲们开荒种地、修桥铺路，把做木工的细致和打仗的拼劲，都用在了建设家乡上。 现在有人提起“被俘”，总觉得是件不光彩的事，甚至会给被俘过的战士贴上“不坚定”的标签。可李树棠的故事告诉我们，被俘不等于叛变，绝境中的坚守更能体现信仰的力量。 那些在战场上被俘后依然不屈服、想方设法归队的战士，他们经历的折磨比常人更多，内心的挣扎比常人更烈，他们的忠诚和勇气，更值得我们敬佩。 革命战争年代，有太多像李树棠这样的普通人，他们没有惊天动地的誓言，却用最实在的行动践行着信仰；他们没有光鲜亮丽的履历，却在平凡的岗位上书写着传奇。他们的故事，不该被遗忘，更不该被误解。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