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何源海不幸中弹“牺牲”，被追记一等功，谁知两年后，他却回到了村子，但村民们都看不起他，一等功也没了！ 村口的老槐树下，几个婶子凑在一起嘀咕，声音不大却像针一样扎人。 “听说了吗？何源海回来了，活着回来的。”“那纪念碑上的名字咋办？烈士还能活过来？”有人往何源海家的方向瞥了一眼，嘴角撇得老高，“依我看啊，怕是当俘虏逃回来的，这种人哪配得上一等功。” 何源海走到村头那座新立的石碑前，“革命烈士何源海之墓”几个字被雨水冲刷得有些模糊。 半年前，这里还是孩子们接受教育的地方，老师指着石碑说他是全村的骄傲。 现在，他站在这里，倒像个笑话。 石碑底座的献花还新鲜着，是昨天少先队员刚放的，花瓣上的水珠顺着碑面滑下来，像谁在悄悄掉眼泪。 18岁那年，何源海穿上军装离开家，走的时候母亲不会说话，只是往他包里塞了把炒花生。 在部队，他成了7连最准的神枪手，连长陈晓成总拍着他肩膀说“这小子能顶一个排”。 1979年2月17日，穿插任务遇袭，他右胸挨了一枪，倒在草丛里时，满脑子都是母亲塞花生的手。 那时他以为自己真的要走了，闭眼前还想着，总算没给家里丢脸。 醒来时，他在越军的战俘营里。 每天的日子像熬粥，稀得能照见人影。 有人熬不住哭了，他就偷偷哼部队教的歌。 看守骂他“死硬分子”，他梗着脖子不吭声，心里想着连长说的“活着比啥都重要，活着才能证明自己”。 后来才知道，部队以为他牺牲了，追记一等功的通知早就寄回了老家。 有次去供销社打酱油，迎面撞见邻居家的小子，那孩子刚在学校听了“何源海烈士”的故事，见了他撒腿就跑，边跑边喊“叛徒！他是叛徒！”何源海攥着酱油瓶的手直抖，瓶沿硌得手心生疼。 他想解释，张了张嘴却发现，战俘营那两年的日子，根本不知道从哪儿说起。 连长陈晓成是在半年后找到村里的。 老陈拄着拐杖，腿在那次伏击里被弹片削去一块肉。 他把一沓材料拍在村支书桌上，“何源海是英雄！那天要不是他一个人拖着越军一个班，我们连早被包饺子了！”我觉得老陈那股劲儿，比当年在战场上还猛，好像要把这半年来受的委屈全替何源海挣回来。 县礼堂的报告会开了三天，何源海坐在台上，说起战俘营里怎么偷偷藏着那枚磨得发亮的五角星帽徽，台下哭成一片。 1983年春天，部队的人又来了，这次送来的不仅有一等功勋章，还有一张新的通知书，上面写着“战斗英雄何源海”。 村头的纪念碑被重新刻了字，添了行“一等功获得者”，阳光照上去，金灿灿的。 如今何源海的军功章锁在红木盒子里，旁边放着那枚战俘营里藏了两年的五角星帽徽。 阳光透过窗棂照在上面，帽徽的棱角依然分明。 他常摩挲着帽徽说，比起勋章，更珍贵的是没在泥沼里弄丢的那口气一个兵的骨气，比啥都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