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一位母亲带着儿子在山洞躲避日军。 洞外传来日军的皮靴声，像锤子敲在每个人心上。 她怀里三岁的七儿发着高烧，小脸烧得通红，突然“哇”地哭出声来。 她浑身一僵，下意识用手捂住孩子的嘴这山洞里藏着二十多个乡亲，还有刚包扎好伤口的八路军伤员。 那会儿密云的山风里都带着血腥味。 邓玉芬家的土坯墙前，丈夫牵着大儿子的手走了，后来二儿子、三儿子也跟着穿军装的人走。 她站在门口没哭，光给每个孩子塞了个煮鸡蛋，说“娘等你们回来种庄稼”。 家里最后只剩她和两个小儿子，六儿六岁，七儿刚会跑。 1944年春天，日军的“梳篦子”搜山开始了。 村里人都往深山洞里躲，邓玉芬背着发高烧的七儿，拉着六岁的六儿，跟着乡亲们摸黑爬了三里山路。 洞小得直不起腰，喘气声都能听见回音，谁也不敢点灯。 伤员的绷带渗着血，在黑暗里泛着暗红。 七儿的哭声像锥子扎进洞里。 日军的皮鞋声越来越近，有人用刺刀捅着洞口的茅草。 邓玉芬把孩子搂进怀里，摸到揣在衣襟里的旧棉絮那是给伤员擦血用的。 她把棉絮按在孩子嘴上，另一只手死死捂住自己的嘴，直到怀里的小身子不再挣扎。 我觉得那一刻，她怀里揣的不只是棉絮，是整个村子的命。 洞外的日军走了，有人发现邓玉芬抱着七儿一动不动。 六儿拉着娘的衣角小声哭，她才缓缓松开手，棉絮上沾着血丝。 那天夜里，她把七儿埋在山洞旁的松树底下，没立碑，就折了根松枝插着。 后来她总说“松枝直，像我儿的骨头”。 后来才知道，她丈夫和四个儿子都没回来。 大儿子在南口阻击战里没了，三儿子埋在河北的无名坟，最小的五儿子才十五岁，担架队上被流弹打中。 家里的土炕，再也没坐满过。 六儿长大些就跟着担架队跑，说“娘，我替弟弟们看着”。 新中国成立后，政府接她去县城住，她不去，守着老屋种树。 后山的荒坡上，她一棵棵栽，说“儿子们没回来，树替他们站着”。 后来那儿成了“邓玉芬林”，三千多棵松树，风一吹就沙沙响，像有人说话。 如今密云的山洞还在，洞口的茅草枯了又青。 邓玉芬当年插的松枝早长成大树，树下常有人放束野花。 她没留下多少话，只在六儿支前出发时说“别惦记娘，记着你弟是咋没的”。 这或许就是普通中国人的骨头不喊口号，把家埋进土里，长出一片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