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和周总理在城楼上看烟花表演，毛主席看的非常认真，手里的烟都快着了一半了。一旁的周总理看到毛主席只顾着看烟花，烟都忘了抽了，自己笑的不行！也许在毛主席心中，燃放的不仅是烟花，他看到更多的是人间烟火，所以他陷入了久久的沉思。 长安街夜空被烟花照得发白，城楼风直往衣领里钻。 毛主席站在那里，头仰得很高，手里的烟烧到一半，火星一粒粒掉在地上，人却像忘了这回事。 警卫心里明白，他多半又是看着楼下那一片人海在出神，把这些笑着抬头的人，当成几十年打仗流汗的面孔。 这个敢说“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的领袖，心里真正供得起的，是“人民”两个字。 一九四九年七月，解放战争还没完全结束，他给《中国人民解放战争三年战绩》画册题写“人民的胜利”，只写这四个字，笔画压得很重。 在他那里，胜利不记在某个将军账上，只记在千千万万普通人身上。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他反复跟干部和战士讲：“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拥护革命的群众。”又说“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战士们在前线打仗，身后有人送粮、送衣，这几句听在耳里，谁也不会觉得是空话。 一九四二年八月十五日，他给谢觉哉写信，专门提到“还政于民”这个口号，说不妥当。 他解释，革命政府“是真正代表老百姓的，是民的”，既然本来就是“民的”，就谈不上“还”，也不能把“官方”“非官方”分成两摊。在他眼里，党和人民是一体的，硬要隔开，就味道不对。 新中国成立以后，他见谁都绕不开“人民”两个字。 一九六零年五月，在会见伊拉克客人时，他忽然问“什么是上帝”，紧接着说“人民就是上帝”，又点明，历史是人民写的，政党和领袖只能做代表，离开群众就得倒台。 一九七四年二月，他八十一岁，在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又讲，共产党是要帮助人民的，“没有人民就会垮台”，还劝对方对人民要好。 话不绕弯，理说得很死。 他常提醒身边人，共产党的权力，是工人阶级、贫下中农和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广大劳动群众给的。谁给的权力，就得替谁办事，带领党和人民推翻“三座大山”、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在他看，也是替这些人撑腰。 一九四九年五月一日，新中国在眼前，他同柳亚子闲谈。 柳亚子感叹，说没想到胜利来得这么快，一百万人民解放军渡江，一下子就把南京拿下，忍不住问“毛主席有什么妙计”。毛主席说，真要说妙计，一个是摸准敌我情况，一个是人民大力支持，如果沿江百姓不帮忙，这一百万大军也过不了江。 党内总结胜利经验时，他也习惯把功劳往人民那边推。 一九五六年八月二十七日，他审阅邓小平在党的八大上作的《修改党章的报告》，看到“要归功于人民群众对我们信任和支持，要归功于全体党员的艰苦奋斗”这句话，在前面加上“最主要地这几字”，把顺序写死，谁先谁后，一眼就看明白。 说到《毛选》，他的口气同样有股倔劲。 一九六四年，听薄一波、谭震林等人汇报，有人提起这些著作，他摆手，说这几卷书“是血的著作”，内容是群众教的，是流血牺牲换来的经验，他只是做了总结。 一九七三年六月二十二日，会见马里国家元首特拉奥雷，对方说他是“唯一的天才”，他顺口说自己只是个“地才”，又解释这“地”就是土地，是人民斗争的土地，这些军事和政治文章离不开这片土，“没有人民，啥事都干不成”。一句玩笑，把心底的依靠掰开给人看。 往前翻到韶山、湘潭和长沙，画面就换成山村小路和昏黄灶火。 青年时代的毛泽东在乡间和城里走，看见的是一户户穷苦人：粮不够吃，衣不蔽体。他后来讲，广大人民生活痛苦，是“由于有人压迫人、人剥削人的社会制度”。 那时，他立下主意，要“以一生的力量为痛苦的人民服务，将革命事业奋斗到底”。 进入江西苏区，他盯得最紧的，是群众的日子。一九三四年在瑞金，他作《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的报告，连着抛出一串问题：土地和劳动怎么算，柴米油盐够不够，妇女会不会学犁耙，小孩子有没有小学，那座木桥太窄会不会摔人，乡亲们长疮害病找不找得到人看。 新中国成立后，他在文件上动笔，也盯着这一条。 一九五三年八月五日，中共中央转发一份报告，原文写“一些从人民的长远利益出发”，他把“一些”改成“一切”，又添上“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相结合”。 一九五六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他审阅《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发展养猪生产的决定》草案，看到“每头给养猪农民留肉十到十五斤”，在后面加了一句“其中应有猪油四斤到五斤”。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他到安徽农村考察，同社员拉家常，听说农民一年只有二十元钱，当场说二十元太少，觉得除粮食之外，每人起码要有五十元、六十元，将来还得想办法搞到一百元。 所以，那天城楼上的烟花，对旁人只是热闹，对毛主席更像一本翻得起皱的旧账。周总理在旁边笑，说他烟都忘了抽；毛主席只是安静地望着天，让那支烟一点点烧到指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