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唐士兵并不是大老粗，有知识有文化眼界远超其他各朝士兵。长庆2年宣武军士兵哗变，驱逐节度使李愿拥立都将李絺节度留后。远在浙江的浙西观察使窦易直听闻河南宣武军哗变，就害怕麾下士卒也跟着哗变，就决定“散金帛以赏军士”。 晚唐那会儿的士兵真不是很多人脑补的那种只知道抡刀子的大老粗。跟宋明清那些朝代的普通兵比起来，唐末的镇兵文化水平、消息灵通度、自我意识都高出一大截。很多人能识字，能读懂邸报，甚至私下传抄朝廷诏书和地方军情。河北三镇的牙兵里头，不少人家里本来就是小地主或者城市工商业家庭出身，入伍前多少读过点书。加上唐朝后期募兵制盛行，招来的兵源成分杂，里面混着落第士子、逃户子弟、城市游民，甚至还有少数胡人、商贾子弟，这帮人眼界本来就不窄。 长庆二年（822年）七月，宣武军（治汴州，今开封）直接上演了一出经典的“兵谏”大戏。节度使李愿这个人，对下面非常刻薄，克扣军粮、赏赐不公，长期积累的怨气终于爆发。士兵们在城内集结，公开把李愿赶出节度使府，直接拥立原来军中的都将李絺出来当节度留后。这事干得干脆利落，基本没怎么死人，属于典型的“法不责众”操作。推举李絺出来，等于让这个人背锅，士兵拿实际好处，风险集体分散。这种玩法在晚唐已经非常成熟了。 消息传播速度极快。八月初，远在浙西（润州，今镇江）的观察使窦易直就收到了河南兵变的准确情报。窦易直一看这情况，心里清楚：浙西镇兵这些年待遇也不怎么样，衣粮拖欠是常态，赏赐更是能少就少。宣武那边一闹，等于给浙西士兵开了个头。窦易直判断，如果不赶紧安抚，很有可能步宣武后尘。于是他决定动用官库里的金帛，提前给本部将士发一笔赏钱，堵住大家闹事的念头。 可问题就出在“还没来得及发”这几个字上。决定刚做出来，风声已经走漏。士兵们在营里传得沸沸扬扬，有人添油加醋，说观察使早就准备好钱了，就是故意不发，等大家闹起来再甩出来堵嘴。结果牙将王国清抓住这个话头，公开煽动，把“赏钱是我们的血汗”这种说法喊得震天响。士兵们本来就憋着一肚子火，一听这话直接炸了。 第二天早上，数千牙兵和外镇戍卒涌到州衙周边，手拿刀枪棍棒，把衙门围得水泄不通。王国清带头冲在最前面，公开指责窦易直藏私。窦易直一看压不住，下令把王国清抓起来关进州狱，想杀鸡儆猴。谁知道这一抓彻底点火。不到半个时辰，士兵们冲进监狱，把王国清抢出来，接着就开始冲击官仓和州库，见东西就拿，拿不走的放火烧。窦易直眼看控制不住，只好带着少数亲信和家眷从南水门逃走，渡江跑路。 浙西这次兵变持续时间不长，规模也不算特别大，但性质很典型。士兵们消息灵通，知道宣武那边怎么干的，立刻照搬；他们有组织、有诉求，知道要推个人出来顶缸；他们敢冲监狱、敢烧官库，说明对上官的畏惧已经降到很低。这帮人不是单纯的乌合之众，而是有一定政治意识和利益算计的武装集团。 晚唐镇兵这种状态，其实跟整个时代的大环境脱不开干系。府兵制崩了以后，募兵制成了主流，士兵从“寓兵于农”变成了职业军人，靠军饷吃饭。军饷一旦拖欠，或者待遇跟不上预期，他们就觉得这是对自身权益的侵犯。加上唐后期信息流通比以前方便，驿递系统、商旅往来、民间书信，都让军情传播极快。一个地方闹起来，几天就能传到千里之外。士兵们眼界宽了，自然就不愿意再当任人宰割的工具人。 再看河北三镇的例子就更清楚了。魏博牙兵敢把节度使当傀儡选来选去，成德王氏几代人当节度使也得低三下四哄着士兵，幽州那边大将还讲究给死去的节度使“奔丧”。这些都不是单纯的暴力，而是有规则、有算计的权力游戏。士兵们知道自己是实际掌握刀把子的人，节度使再牛也得看他们的脸色。 所以说晚唐士兵确实跟其他朝代不一样。他们文化水平参差不齐，但整体眼界、信息量、自我意识都高。不是说他们个个饱读诗书，而是说他们知道自己在干什么，知道怎么保护自己的利益，也知道怎么把上头逼到墙角。这种“骄兵悍将”的形成，既是唐朝军事制度崩溃的结果，也是社会流动性增大、信息传播加快的产物。到了五代十国，这帮人直接把职业军人集团的逻辑玩到了极致，军阀混战几十年，底层的算盘从来没变过。 总的来说，晚唐的兵变不是无脑暴动，而是有明确诉求、有组织、有传播渠道的集体行动。宣武和浙西这两件事，不过是无数次类似事件的缩影罢了。士兵们早就不是单纯的“老粗”了，他们是这个乱世里最清醒的一群既得利益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