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5年，左宗棠在兰州准备出征前的珍贵留影 刚来甘肃时，他先盯兵和官。 制兵月饷一两五，守城兵一两，家里锅都揭不开。左宗棠把兵额砍掉三分之二，只留一万七千人，提高饷银，按月发，每年还能省出六七十万两往新疆挤。 官场这头，他挑出清初名臣论吏治的文字编成《学治要言》，要属下记住“清、慎、勤”。两个托京城门路来的满洲贵族子弟，以为跑到兰州能捞一票，结果被请回去“再历练一年”；学政大人习惯临走收一笔“路费”，在广东是旧规，到甘肃被当面挡回去：这里家底薄，养不起这种讲究。 总督府门口的看门人何三，再勤快也没混来一个空名差事，只在周夫人去世后，他掏出二百多两养廉银给何三，算四年军饷，规矩不破，人情自己认。 这几年兰州长出的新东西，是几座冒烟的厂房。 全国能玩机器制造的地方，本来只有上海、南京、福州、天津这些大埠，兰州硬生生挤了进去。兰州制造局铸炮制枪，甘肃制呢总局织呢做毯，铁锤声从黄河风里飘出去，连俄国使节跑来参观，都惊讶这个西北犄角旮旯先一步上了机器。左宗棠心里清楚，办厂不是摆样子，是要让西北自己造兵器、织布匹，打仗不用事事伸手向东南。 城另一头，是茶的味道，兰州不产茶，却是西北重要的茶叶集散地。 太平军起事，陕甘战乱，茶路断了，茶商欠税堆成山，“茶引”滥发成废纸。左宗棠先下令豁免历年欠税，又在东柜、西柜之外拉来湖南商人立“南柜”，湖南黑茶一包包往西北走。 他把“茶引”改成“茶票”，一票折合四十引，可购买正附茶五十一担零二分，数字写死，偷税漏税的缝一下缩小。 他惦记的还有握笔的那群人。 1875年，在他一再催促下，甘肃终于和陕西分闱，兰州建起号称当时全国规模最大的贡院，第一次乡试就来了三千多人，比以往多出好几倍。从那一年到1905年科举停办，甘肃一共出了六百八十一名举人、一百一十六名进士，数量超过前两百年总和。 兰山书院，他定下正取四十人、附生五十人，正取每月三两银，附生每月一两五，钱一部分从自己俸禄里抠，一部分从公款里挤。 兰州城里办起十六处义学，又划出北山七百七十五亩荒地收租供学，甘肃全省加上青海、宁夏和新疆部分地区，新办义学三百多所，穷孩子总算能有书读、有字认。 比起书，他对土地的脾气有时看得更仔细。出身湖南农家，对泥土多少有点把握。 到了兰州，发现北山秦王川一带原本是不毛之地，铺上砂田以后竟成了省城粮仓，就顺势让河西各地效仿，用砂压碱，用碎石铺地，把水分尽量按在地里。 粮食稍见起色，新的麻烦又冒头：南方植桑养蚕、种棉织布，日子再穷也有几件衣服；甘肃农村却大面积种罂粟，衣不蔽体的到处都是。左宗棠就合计着：既然罂粟长得这样旺，棉花、桑树未必种不活。他命各道府州县有条件的地方铲除罂粟改种棉花，适宜的山坡广植桑树，又从浙江招了六十名熟练工匠，教人栽桑、养蚕、缫丝。 1874年，他在兰州编印《种棉十要》《棉书》，把棉花怎么种、怎么管写在纸上发下去。 有一次路过棉田，听说以前种的是罂粟，就和老农算账：一亩好棉能打二十多斤，每斤一千文，合下来不比罂粟差，还省了剥果刮浆那堆脏活。 他也有看走眼的时候。光绪二年，他从养廉银里拨出六千八百二十六两，给皋兰贫民当“羊本”，让大家买羊放牧，定下三年归还本金，又把这套法子推广到河西，以为能带起一片牧业。 结果不少人“知近忧不知远虑”，饥寒难熬，把羊当救命粮吃掉。 到了光绪三十二年，账上还挂着九千多两羊银，成了一笔谁都不愿细看的老账。 城的样子，在他手里也翻了个个。 咸丰、同治十几年战火，把兰州外城炸得七零八落，他主持重修，把城根挖深一丈多，城高到三丈七尺，顶宽八尺多，又掘出深宽各二三丈的城壕，在城西龙尾山上砌了四座墩堡，当作护城的四只石脚。 工程干了一年，主要靠十一营兵勇出力，真正报给朝廷的材料费只有三千三百九十七两，被工部嫌少驳回，他懒得再争，只能用节余经费自己填。 兰州人喝水难，他也看得真切。黄河水浑，城里全靠送水人车推肩挑，他就在衙门两侧各挖一池，一叫饮和池，一叫挹清池，从黄河抽水或从水磨沟引水进城，写下《兰州饮和池记》，勒石立碑，把拓本寄给老友，顺手丢下一句“二十年后兹邦其昌乎”。 城中还有一汪旧水面，是明肃王府的莲花池，几经战火毁了又修。 光绪年间，代理总督杨昌浚打算重修，起名“小西湖”，左宗棠远在新疆前线，听说后在信里叮嘱他在湖畔和东校场、总督府前后多种桑树，写下“十年之后，可衣被陇中”的话，盘算着有朝一日满城桑叶、家家有衣。 总督府本就有大花园，他干脆学外国“公园”的法子，定期对百姓开放，让城里人进来看看水、走走树荫，官宅里多出几分市井气。 1881年，他奉调离兰州，出任两江总督兼南洋通商大臣，又短暂入军机处理军政。 1884年中法战争爆发，福建水师在马江一战全军覆没，他奉命督办福建军务，次年病逝福州。 讣讯传到陇上，报纸写着“民士奔走悼痛，如失所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