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女知青黄丽萍带着农村丈夫回宁波探亲，没曾想，当丈夫看到墙上挂着的照片时却吓得出了一身冷汗，随后便提出了离婚的要求！ 黄丽萍的丈夫叫王大山，是陕北绥德一个土生土长的庄稼汉，比黄丽萍大两岁，皮肤黝黑，手掌布满老茧，指节因为常年扛锄头、拉板车变得格外粗壮。 1969年黄丽萍插队到他们村，成了村里唯一的女知青，那时候她细皮嫩肉，连锄头都握不稳，是王大山手把手教她耕地、种洋芋，在她发烧昏迷的三天三夜里守在炕边，用冷毛巾一遍遍敷她的额头，背着她走十几里山路去公社卫生院。两人的婚事没办什么排场，就扯了两尺红布缝了对枕套，在知青点的土窑洞里拜了天地，黄丽萍没跟家里提太多细节，只说嫁了个本分的农民，父母在信里没反对，只让她有空带丈夫回家看看。 1973年的夏天，黄丽萍攒了大半年的探亲假，带着王大山挤了三天两夜的火车，终于到了宁波。走出火车站，王大山捏着衣角，眼神里全是局促，他脚上的布鞋沾满了泥点子，粗布褂子洗得发白，和周围穿着的确良衬衫的人显得格格不入。 黄丽萍的家在一条巷子里，是一栋带院子的两层小楼，推门进去的时候，黄丽萍的父母正站在院子里等他们，桌上摆着螃蟹、黄鱼，都是王大山只在年画里见过的东西。王大山紧张得手心冒汗，喊了声叔叔阿姨，就站在原地不敢动，还是黄丽萍拉着他的胳膊往屋里走。 客厅的墙上挂着好几张照片，最大的一张是黄丽萍的父亲穿着军装，和几个同样穿着军装的人站在一起，背景是一栋挂着牌子的办公楼。王大山原本低着头，无意间抬头扫了一眼，整个人瞬间僵住，眼睛死死盯着照片里的一个人，嘴唇哆嗦着，脸色唰地变得惨白。 冷汗顺着他的额头往下淌，浸湿了额前的头发，手里拎着的那袋陕北红枣“啪”地掉在地上，滚了一地。黄丽萍还以为他是累着了，伸手想去擦他额头的汗，却被他猛地躲开，力道大得差点把黄丽萍带倒。“我要离婚。”王大山的声音沙哑得厉害，像是从嗓子眼里挤出来的，重复了一遍，“黄丽萍，我们离婚。” 这话一出口，屋里的空气瞬间凝固了。黄丽萍的父母愣住了，黄丽萍更是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她看着王大山煞白的脸，眼泪一下子涌了上来：“王大山，你疯了？好端端的，为什么要离婚？”王大山不敢看她的眼睛，只是死死盯着墙上的照片，牙齿咬得嘴唇都破了，渗出血丝。过了好半天，他才颤抖着说出缘由。照片里那个戴着眼镜的军人，王大山认得，1968年的时候，这个人到他们县里搞过运动，王大山的父亲原本是村里的小学老师，就因为说了几句实话，被这个人带头定了错案，撤了职不说，还被拉去游街，最后郁郁寡欢，不到半年就撒手人寰。 王大山永远忘不了父亲被押着游街时，脖子上挂着的牌子，忘不了父亲临死前拉着他的手，说自己没做错事的模样。这些年，他靠着一股韧劲撑着，照顾年幼的弟弟妹妹，种着家里的几亩薄田，从不敢和任何干部家庭扯上关系。 他一直以为黄丽萍的父母只是普通工人，万万没想到，她家竟然和这样的人有交集。他怕了，怕自己的过去会连累黄丽萍，更怕黄丽萍的家人会看不起他，看不起他那个含冤而死的父亲。 黄丽萍听完，蹲在地上哭得撕心裂肺，她从来不知道王大山的父亲还有这样一段经历，她哭着说那是父亲的老战友，当年父亲也觉得王大山父亲的案子判得不对，还帮着写过申诉材料，只是一直没机会递上去。黄丽萍的父亲也叹了口气，走到王大山身边，拍了拍他的肩膀：“孩子，我知道你心里的坎。当年的事，是时代的错，不是某个人的错。你父亲的案子，我这些年一直没忘，上个月我还托人去你们县里打听，说政策快下来了，很快就能平反。” 那天晚上，王大山一夜没睡，他坐在院子里，看着天上的月亮，想起自己和黄丽萍在陕北的日子。想起两人一起在地里干活，黄丽萍累得直不起腰，却还笑着说要给他生个胖小子；想起冬天的时候，两人挤在冰冷的土炕上，王大山把黄丽萍的手揣进自己的怀里取暖；想起黄丽萍教他认字，他学会写的第一个字，是黄丽萍的名字。这些画面，像电影一样在他脑子里转，他知道自己不是不爱黄丽萍，只是被过去的阴影吓怕了。 第二天一早，黄丽萍的父亲拿着一沓材料走过来，是他这些年为了王大山父亲的案子准备的申诉信。王大山看着那些密密麻麻的字，眼泪终于忍不住掉了下来。他知道，自己心里的那道坎，该跨过去了。那个年代，有太多人像王大山一样，背着沉重的过去艰难前行，有太多人的爱情，被时代的烙印刻上了伤痕。可爱情的力量，往往能冲破这些阻碍，就像黄丽萍和王大山，一个是城里来的知青，一个是农村的庄稼汉，他们的结合，本就是一场跨越山海的奔赴。 那些刻在岁月里的伤痕，或许会疼很久，但只要有人愿意陪着你，愿意和你一起面对，就总有愈合的一天。没有什么门当户对，没有什么身份差距，在真挚的感情面前，一切都显得那么渺小。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