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把女人，钉在门板上。你没看错，就是用钉子，活生生的人，像一幅画那样，钉在自己家的门板上，事后，整个永昌县，成了一座“寡妇城”。 这件事发生在1928年的深秋，那年的永昌，地里的庄稼刚收了一半，就被过境的马家军盯上了。领头的军官叫马步青，手下的兵痞们扛着枪，挨家挨户踹门，抢粮食抢牲口，连百姓缝在棉衣里的铜板都要抠出来。 永昌县的男人性子烈，城西的铁匠们牵头，凑了几十把锄头和砍柴刀，趁着夜色摸进了马家军的临时营地，砍死了三个抢粮的哨兵。他们以为这能吓退豺狼，没想到，这是把整个县城的女人推进了地狱。 被钉在门板上的第一个女人，叫王桂英，是城西铁匠铺的老板娘。她男人就是带头反抗的铁匠，叫李铁锤。马家军的报复来得又快又狠，他们把李铁锤和其他参与反抗的十七个男人，全部吊在县城的戏台上，一刀一刀凌迟处死。 杀完男人还不算，他们把王桂英拖到自家的门板前，两个兵痞按住她的手脚，另一个举着拇指粗的铁钉，对着她的手腕狠狠砸下去。“钉！给我钉结实了！”军官的吼声震得人耳朵疼，铁钉穿透皮肉，钉进门板的那一刻，王桂英的惨叫撕破天幕，却没人敢上前一步。 围观的百姓被枪托逼着站在路边，老人的眼睛被血水刺得发红，小孩的嘴被母亲死死捂住，哭声闷在喉咙里，化成颤抖的呜咽。 王桂英不是唯一一个。那天，马家军把所有反抗者的妻子都拖到了自家门板上，手腕脚踝各钉一根铁钉，让她们眼睁睁看着自己的男人被虐杀，看着家里的粮食被装车拉走，看着牲口被活活打死在院子里。钉子没有钉在要害，就是为了让她们活着，活着感受疼，活着感受绝望。 有个刚嫁过来的新媳妇，才十六岁，叫春桃，她男人是个秀才，没参与反抗，只是站在路边骂了一句“畜生”，就被一刀劈成了两半。春桃被钉在门板上的时候，肚子里已经有了两个月的身孕，她疼得浑身抽搐，手抠着门板上的木纹，抠出了血，嘴里反复念叨着“我的娃，我的娃”，到最后，声音越来越小，眼睛里的光一点点灭了。 兵痞们走了之后，县城里静得可怕。没死的女人被邻居们救下来，拔钉子的时候，没有麻药，只能咬着布巾硬扛，有的女人手腕的骨头被钉裂了，骨头被钉裂了，一辈子都抬不起胳膊。戏台子上的男人尸体挂了三天，乌鸦啄食着血肉，血腥味飘遍了整个县城。 没人敢埋，马家军留下话，谁敢埋，就把谁也钉在门板上。直到第七天，一场大雨把尸体冲得不成样子，才有人趁着夜色，把尸体拖到城外的乱葬岗，草草埋了。 从那天起，永昌县的男人几乎绝迹。剩下的女人，有的失去了丈夫，有的失去了父亲，有的失去了儿子。她们聚在一起，拆掉了被钉过的门板，烧了一锅热水，洗掉上面的血迹，却洗不掉渗进木纹里的冤屈。 曾经热闹的铁匠铺，再也听不到叮叮当当的打铁声；曾经书声琅琅的秀才家，再也没有翻过书页的声响。寡妇们白天扛着锄头下地，晚上坐在煤油灯下，给孩子缝补衣裳，缝着缝着，眼泪就掉在针脚里。她们不敢提男人的名字，一提，心就像被钉子扎着疼。 有人说，马家军是因为打了败仗，拿百姓撒气。有人说，那些反抗的男人太傻，硬碰硬，害了自己也害了女人。可没人问问，那些男人为什么反抗。那年的永昌，地里的粮食本来就少，官府的赋税已经收走了大半，马家军再来抢，百姓们不反抗，就得饿死。 他们不是不怕死，他们是怕自己的女人孩子饿死。王桂英被救下来之后，再也没说过话，她守着铁匠铺的废墟，每天摸着被钉过的门板发呆，三年后，在一个大雪天，冻死在了门板旁边。 永昌县的寡妇们，硬是靠着一双手，把县城撑了起来。她们种庄稼，纺棉花，教孩子们认字，告诉他们，要记住那些被钉在门板上的日子，要记住那些为了活命反抗的男人。几十年后，有人在永昌县的老房子里，还能找到那些带着钉孔的门板，钉孔里的血渍，已经变成了深褐色，像一道道刻在历史上的伤疤。 苦难从来不是用来被遗忘的，那些被钉在门板上的女人，那些被虐杀的男人，都是战乱年代里最渺小的尘埃，却用自己的命，诉说着百姓对生存的渴望。永昌县的“寡妇城”之名，不是耻辱，是见证，见证着底层百姓在绝境里的挣扎，见证着人性的恶，也见证着人性的韧。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