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结束后的南京，正是各种势力交织的时刻。中统、军统和各个政治派系在争夺权力的同时，也开始对国民政府的核心部门进行重新布局。 戴笠，一个深知特务工作的重要性的男人，早已看出各方权力的博弈。 他认为徐远举是中统不可或缺的人物，尤其是在西北地区的活动经历，徐远举不仅有强大的组织能力，还能有效打击中共地下党，清除对他政权不利的力量。 戴笠知道，这样的一个人物若能被调往南京，将会在新形势下发挥巨大作用。 事情远没有那么简单。尽管徐远举在西北取得了卓越的战绩，甚至在一些地区建立了自己的影响力，但南京的局势复杂得多。 不同的派系争夺军警的控制权，而戴笠的中统一直在寻找加强自己权力的机会。尽管他深知徐远举能帮助他巩固控制权，但中统与国民政府其他势力之间的微妙关系，却让他无法轻易作出决定。 这一切的转折出现在戴笠打算任命徐远举担任南京市警察局长时。此举本应让徐远举更好地控制地方警力，甚至在军事与政治斗争中占据有利地位。 陈立夫等人对这一提议的反对，让戴笠的计划陷入了困境。陈立夫不仅对徐远举在西北的手段表示怀疑，更对中统干涉警察系统感到不满。 在他看来，警察系统不应该被军统过度掌控，这一立场引发了严重的政治冲突。 戴笠与陈立夫的争斗并未就此结束。随着时间的推移，戴笠因为飞机失事离世，而他的计划也随之不了了之。徐远举的命运却并未因此停滞。 他在中共地下党破坏上的成就使得他在毛人凤接任后，迅速得到了重用。毛人凤对徐远举的青睐并非没有原因，毕竟在与中共斗争的过程中，徐远举所展现出的破坏能力无疑为他赢得了极高的评价。 但对于徐远举而言，命运从未像他期望的那样一帆风顺。1949年，成都失守后，毛人凤决定放弃包括徐远举在内的一些人，认为他们的政治价值已不再。 事实上，这一决定反映了毛人凤在面临政权更迭时对过往资源的“弃权”态度。 徐远举与周养浩并未第一时间撤离，这背后隐藏着毛人凤的深思熟虑。他认为他们已无法再为中统所用，最终选择舍弃他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