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罗广斌身份暴露，但他哥哥是中将，敌人不敢抓人，就找到他哥哥：“你弟弟是共产党，你说怎么办？”哥哥语出惊人：“抓吧！” 1948年的重庆被大雾笼罩，这种湿漉漉的压抑感不仅来自气候，更来自时局，在那年三月，一个名为罗广斌的年轻人接到了特殊任务：利用血缘关系，对自己那位身居国民党高位的亲哥哥展开统战工作。 然而，命运的转折比预期来得更猛烈，因为叛徒冉益智的出卖，这个潜伏计划瞬间破碎，但当特务们搞清楚抓来的人是谁时，这场原本充满血腥味的抓捕，竟演变成了一场尴尬至极的政治博弈。 在军统特务的黑名单上，抓到共产党通常意味着老虎凳和辣椒水，但面对罗广斌，特务头子徐远举却罕见地犹豫了，不是他心慈手软，而是因为被捕者的哥哥叫罗广文，这位深受蒋介石赏识的第十五兵团司令、国民党中将，在四川可谓是权倾一时。 徐远举很清楚，得罪了手握重兵的“天子门生”，自己也没好果子吃，这种“特殊待遇”不仅让审讯室的气氛变得诡异，更成为了罗广斌日后在狱中最沉重的精神枷锁，为了解决这个烫手山芋，徐远举亲自登门试探。 这场发生在兵团司令官邸的对话，堪称那个时代人心幽暗的缩影，面对特务头子的单刀直入，罗广文表现出了一位高级将领的老练与城府，他没有歇斯底里地求情，更没有大义灭亲地咆哮，听闻亲弟弟“通共”他只淡淡地表示这孩子是被宠坏了。 不仅不反对抓人，反而说出“帮我好好教训他”的话，但这其中藏着极其精妙的分寸：抓可以，教训也可以，但不能要命，这就给罗广斌制造了一个堪称荒谬的困境，关进监狱后，别人受刑，他却有“优待”；别人吃糠咽菜，他的伙食却还得过去。 这种源自兄长权力的庇护，在那个你死我活的地下斗争环境中，比严刑拷打更可怕，渣滓洞的难友们向他投来了怀疑的目光，没人敢信任一个受到敌人礼遇的“战友”为了打破这层因为血缘而带来的“保护膜”罗广斌不得不选择一种决绝的方式来“求虐”。 他开始主动挑衅，看守让他写悔过书，他不但拒绝，还当面顶撞，狱警训话，他就带头搞对抗，根据同狱难友刘德彬的回忆，这个文弱书生简直是在千方百计地激怒特务，这一招终于奏效了，被惹毛了的徐远举不想再管罗广文的面子，既然“教训”是被默许的。 那就动真格的，当那一副重达四十多斤的大脚镣狠狠锁住罗广斌脚踝的时候，皮肉之苦反而让他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精神解脱，这一副铁镣，成了最好的投名状，狱中的地下党组织终于接纳了这个出身特殊的战友。 此后，无论是在渣滓洞的对抗，还是后来转移到白公馆被单独关押，罗广斌都成了狱中斗争的核心力量之一，特务们不死心，又搬出了“亲情攻势”把罗广斌年迈的老父亲请到监狱来劝降，甚至让叛徒冉益智来当说客。 但这些软硬兼施的手段在他面前全部失效，面对白发苍苍的父亲，罗广斌只做了一个深深的鞠躬，留下一句“儿子不孝”便头也不回地转过身去，那一刻，父子亲情与信仰抉择完成了最后的切割。 时间推进到1949年11月，解放军的炮火已经逼近山城，国民党政权开始最后的疯狂清理，11月27日那场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开始了，在这生死存凡的一刻，罗家的两兄弟在不同的时空做出了殊途同归的选择。 高墙之外，罗广文终于看清了大势，就在弟弟命悬一线之际，身为兵团司令的他并没有把枪口对准解放军，而是在成都率领两万多部下宣布起义，这一举动直接推动了西南地区的和平解放进程。 而在白公馆的炼狱里，罗广斌并没有等待哥哥的救援，他利用在狱中建立的“统战关系”在看守杨钦典负责看管的最后时刻，发起了一场惊心动魄的心理攻势，这不是简单的求饶，而是利用时局动荡击穿人性的防线。 在生与死的缝隙中，罗广斌说服了杨钦典打开那扇生锈的铁门，这名普通的看守最终做出了他人生中最正确的一个决定，放走了包括罗广斌在内的19名幸存者，幸存，是为了记忆，逃出魔窟后的罗广斌并没有沉浸在劫后余生的庆幸中。 作为那段黑暗历史的亲历者，他深知有多少鲜活的生命永远留在了昨天，为了不让许云峰、江姐（江竹筠）、小萝卜头这些名字被岁月淹没，他开始了一场新的战斗，用笔，他先是迅速召集脱险同志，整理出了揭露敌人暴行的《蒋美特务重庆大屠杀之血录》等珍贵史料。 而后，为了将那段精神遗产永久传承，他和杨益言合作，耗时整整十年，将自己在狱中的所见所闻、将那些关于信仰与背叛、热血与黑暗的故事，凝练成了长篇小说《红岩》晚年的罗广文在北京林业部任职，在这个崭新的国家度过了平静的余生。 信息来源：重庆日报——“狱中八条”就是八条“血的教训”；新华社——“狱中八条”的历史警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