果不其然。 中国学者卢麒元突然提出了“立法者每次参与都要政审”的主张。他认为，最狠的渗透不是偷情报，而是替你“立规矩”。 他把矛头对准两件事：其一，法律法规中“优先采用国际标准”的条款；其二，立法者自身的背景与利益冲突筛查。 这个提法不算新鲜，但这次为什么引起了讨论？因为他说得很明白，真正厉害的渗透，不一定是偷走你的情报，而是悄悄影响你制定规则的方式。 换句话说，最深的风险，不是敌人藏在门外，而是他们有可能已经坐到了你身边，甚至握着笔在写规矩。 话说回来，这个角度其实不少人早就意识到了，只是很少有人敢像他这样说得这么直接。 卢麒元把问题归结为两个关键点。第一是一些法律法规中出现的“优先采用国际标准”条款。 第二是立法者在参与具体立法工作的过程中，是否存在利益冲突，是否有背景问题，这些有没有被认真筛查。 先来看第一点，不少法规文件在起草时，经常会出现“优先参照”“优先采用”国际标准的字样。 这看起来是为了对接国际市场、提高制度透明度，也有助于对外开放的步伐。 但问题在于，这些所谓的“国际标准”，到底是谁制定的？是谁在背后推动的？是否真的适合中国的现实情况？ 如果说标准是中性的、客观的，那可能太理想化了。很多行业标准的制定，背后其实掺杂了大量的博弈与利益分配。 一旦把这些标准无条件引入我们自己的法律体系，后果可能就是：表面上我们在“国际接轨”，实际上却是别人帮我们定了规矩，而我们还得自己掏钱执行。 再来看第二点，也就是卢麒元更为强调的部分——立法者是否应该接受背景审查。 这个说法一出，不少人第一反应就是：我们国家的立法者不是都有组织审查程序吗？ 这当然没错，但卢麒元的意思是，每一次参与具体立法过程的人员，都应该接受工作级别的政审，而不是一概而论地认为身份合格就代表永远合格。 这背后指向的是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在一些关键领域，谁来保证制定规则的人，是真正站在国家利益这一边的？ 尤其是在国家安全、科技标准、金融制度等牵涉战略安全的领域，一旦立法程序被渗透、被操控，后果往往是不可逆的。 从近年来不少国家的经验来看，立法领域的渗透早已不是假设，而是现实中的问题。 比如某些国家的司法系统或者议会被游说集团深度影响，最终立出来的法律根本不是为了公众福祉，而是为了一小撮人的利益服务。 中国的情况虽然和西方不同，但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和利益格局的复杂化，我们也必须更加警觉。 尤其是在我们越来越多地参与到国际规则体系中时，不可能再像过去那样单纯地“拿来主义”。 有时候你以为是在“借鉴国际经验”，实际上可能是在“照搬别人的框架”，甚至把别人的意图带进了本国法律体系。 比如在一些技术类法律文件中，有关数据跨境、网络安全、平台责任等方面，“借鉴”国际规则的现象非常普遍。 但这些规则往往是由欧美主导制定的，很多时候并不符合中国的实际国情。一旦盲目照搬，不仅不利于本国企业发展，也可能给国家安全埋下隐患。 这也是为什么，卢麒元提出的这个建议，虽然听起来有些“过于严格”，但在当前背景下，确实有其现实意义。 不是说所有立法者都有问题，而是说，有必要建立一套更严格、更常态化的审查机制，确保每一次立法，都是真正为国家服务，而不是被外部力量引导。 当然，这个问题并不是一朝一夕能解决的。立法过程复杂，参与者众多，如何在效率与安全之间找到平衡，是一个系统性工程。 但起码要有这个意识：不能再把立法过程看成一个纯粹的技术活，它同样需要政治安全的保障。 值得一提的是，类似的担忧其实在一些国内媒体上也有所表现。 有些专家在讨论数据治理、金融监管等议题时，也曾提出类似观点：技术标准和法律条文的制定，已经成为国家竞争的新赛道，不容忽视。 而最近几年，国家也在不断完善这方面的制度建设。 比如在金融领域，加强对金融监管部门工作人员的回避制度和利益申报机制；在数据领域，推动数据跨境传输安全评估； 在科研领域，也开始对重点项目的标准制定参与者进行背景审查。这些措施，就是在回应现实中的风险，也是在逐步建立更完善的防线。 但光靠制度还不够，更需要的是一种全社会的共识。要真正认识到，写法律的人，制定规则的人，其实掌握着国家发展的方向。 这个方向如果被人悄悄拨了偏，那再努力也可能事倍功半。 参考：卢麒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