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前首相提醒高市：当年中国免掉千亿赔款，是因给日本立了个死规定，这笔钱按当时日本的国力算，差不多是他们全国一年的收入的三分之一，可最后中国政府大手一挥，说不要了。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那句“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的挑衅言论，半个月内中国赴日机票取消量就超50万张，年末邮轮订单全黄。 野村研究所测算，这波冲击直接让日本少赚2.2万亿日元，差不多150亿美元，GDP都要被拉低0.36%，谁能想到，这场经济反噬的根源，竟然和半个世纪前中国免除日本千亿战争赔款的往事紧紧绑在一起。 前首相鸠山由纪夫实在看不下去，公开站出来怒怼高市早苗，他直言对方的说法完全错误，中方的批评理所当然，甚至暗讽这种叫嚣“越小的狗越会叫”。 鸠山的话戳破了一个被部分日本政客刻意遗忘的真相：当年中国免掉千亿赔款，从不是无条件的大度，而是给日本立了不能碰的死规定。 倒回二战结束时，中国的损失大到难以估量，国民党政府当年算过账，战时损失近620亿美元。 可实际上，中国从日本拿到的赔偿物资也就约2350万美元，占比还不到万分之三，到了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谈判时，一笔高达1200亿美元的战争赔款被摆上桌面。 这笔钱放在当时，相当于日本全国一年收入的三分之一，对刚从战后复苏的日本来说，无疑是压在肩上的巨石。 全世界都以为中日会在赔款问题上陷入僵局，中国却作出了放弃赔款的决定。但这个决定背后，藏着周恩来总理划下的明确底线。 田中角荣访华前，周总理通过日本公明党代表竹入义胜传递中方方案，竹入义胜口袋里装的不是讨价还价的筹码，而是中国在主权问题上绝不松动的红线。 1972年北京人民大会堂的会谈中，周总理在纸上写下“言必信，行必果”六个字，田中角荣当即回应“信为万事之本”。 这六个字的互动，正是中日共识的核心，周总理早就把话挑明，放弃赔款是为了两国人民世代友好，但友好必须有前提。 那些被日本政客如今抛在脑后的“死规定”，其实都写进了《中日联合声明》里，每一条都筑牢了双边关系的根基。 第一条就是日本必须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彻底切断和台湾当局的官方往来，不能搞“两个中国”的小动作。 第二条明确台湾是中国领土，严格遵循《波茨坦公告》第八条的立场，而这是日本在投降书里签字认可的国际法准则。 还有一条是终结1952年台湾当局和日本签的非法协议，那份协议本就是蒋介石政权退守台湾后慷他人之慨的产物，新中国从来没承认过。 虽然没直接写进联合声明，但日方承诺通过单独声明宣告其失效，这是当时双方达成的明确默契。 谈判初期，日本内阁仍热衷于玩弄文字游戏。他们将那份非法协议奉为挡箭牌，宣称“赔偿问题早已解决”，更甚者，故意混淆视听，竟称“要赔也该赔给台湾”。 直到谈判桌上，周总理当场严肃表态，才戳破了日方的侥幸心理。 周总理说，我们放弃赔款，是不想让日本人民承受战争遗留的重担，但这绝不是你们无视历史、干涉中国内政的借口。 这话掷地有声，让日方彻底明白，中国的宽容从来不是软弱可欺，田中角荣内阁权衡了好几天，一边是千亿赔款的重压，一边是和中国建交的巨大机遇，最终只能点头答应。 鲜有人知，中国所放弃的仅是国家层面的战争赔偿。而民间受害者的索赔权利，自始至终都未被剥夺，其合理诉求理应得到正视与尊重。 那些被强征的劳工、被残害的妇女，还有无数在战争中失去亲人的家庭，他们的伤痛不能被一笔勾销，华东政法大学管建强教授就明确指出，个人的损害赔偿请求权未经本人同意，任何国家都不能剥夺。 日本凭借这笔免予赔偿的千亿资金，迅速弥补经济发展之缺口。此后数十年，其经济扶摇直上，一路腾飞，跃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切切实实尽享和平合作之红利。 《朝日新闻》曾评论，中国没忘1972年的宽宥，但宽宥不代表无底线。 你踩了红线，就别怨市场用脚投票，当年中国放弃千亿赔款，不是一时兴起的决定，而是着眼于东亚和平的长远考量，是用包容换共赢的政治智慧。 那些“死规定”从来不是过期的废纸，而是中日关系的压舱石，更是以《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为基础的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 日本要是真把这份善意当软弱，执意突破红线，不仅会失去中国的信任，更会违背自己签署的国际承诺，失信于世界。 历史是最好的清醒剂，今天的中国早已不是当年的模样，我们有足够的实力和决心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任何企图分裂中国、违背历史潮流的行为，都必将付出应有的代价，诚信是国与国相处的根本，日本该好好想想，是继续跟着右翼势力透支信用，还是回到1972年的共识上来。 毕竟，信用这东西，碎了就再也粘不回去了，当年中国给日本的免单，是给和平留的余地，现在的经济反噬，不过是违背承诺的必然结果。 各位读者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