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红安县为挽救当地卷烟厂多次奔走无果。中央规定1977年后所办烟厂不予保留，红安上报的建厂时间却卡在1981年，进退维谷。 秦基伟接过那份沉甸甸的报告，眉头微皱，旋即松开。黄安战役的烽火岁月里，百姓举着火把送饭上阵的场景，在他脑海中浮现。如今，这片土地依旧贫瘠，他怎能坐视不管？他深知，红安卷烟厂，是全县的命脉，是无数家庭生计的依托。 他细查厂史，发现烟厂的前身可追溯至1976年，由县轻工业局创办，历经多次变更，并非违规新建。这一发现，如同在政策迷雾中找到了突破口。他决定，要在中央全会上，向李先念、姚依林等领导反映实情，为家乡争取一线生机。 面对姚依林，他语气恳切，言辞间透露出对家乡的深情与忧虑：“红安穷啊，全县就指着这个厂活命，您得拉一把。”姚依林被他的真诚所打动，但提醒他，此事还需协调相关部门，确保政策与情理的平衡。 秦基伟没有退缩，他深知，每一步都需谨慎，每一句话都需有力。他逐一拜访计委主任张劲夫和轻工业部领导，反复说明烟厂的历史沿革与地方实情。他不说特权，只讲事实，不靠身份，只凭道理。他的话语中，既有对家乡的深情厚谊，也有对原则的坚守与尊重。 “关系是桥，但桥下得有根基。”他常这样说，“老家的事，我不能看着它沉。”这份对故土的守望，让他在每一次沟通中都全力以赴，不遗余力。 终于，1983年5月，轻工业部公布全国卷烟厂调整名单，红安卷烟厂赫然在列。这一纸名单，不仅是对秦基伟努力的肯定，更是对他对故土深沉守望的回应。原则未破，人情亦暖，秦基伟用他的行动，诠释了何为真正的担当与情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