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个东京审判的时候，唯一一个，全程投反对票，认定日本战犯全部无罪的法官。就是印度大法官拉达·宾诺德·帕尔。他主张所有日本战犯，全部无罪释放。 1948年11月的东京审判法庭上，当11名来自不同国家的法官依次宣读对25名日本甲级战犯的判决时，全场的目光都聚焦在一份特殊的意见书上。 印度大法官拉达·宾诺德·帕尔在所有人都认定战犯有罪的情况下，独自递交了长达1235页的异议书，坚持所有日本战犯都应无罪释放…… 很多人不知道，帕尔这波操作根本不是一时冲动！他出身印度加尔各答的法律世家，早年留学英国剑桥大学，后来成了印度最高法院法官，一辈子信奉“罪刑法定原则”——简单说就是法律没明确规定的罪名，不能随便给人定罪。可他偏偏把这套理论生搬硬套到东京审判上，忽略了这场审判的特殊意义。要知道，二战前国际法确实没把“侵略罪”“反人道罪”写进明确条文，但日本战犯的所作所为，从南京大屠杀到731部队活人实验，哪一件不是突破人类底线的暴行？用法律漏洞为战犯开脱，这本身就是对正义的亵渎！ 更让人无法接受的是，帕尔的异议书里藏着明显的双重标准。他在书中大谈“西方殖民主义对亚洲的压迫”，居然把日本的侵略行为，说成是“对西方殖民体系的正当反抗”，这简直是颠倒黑白！当时印度刚摆脱英国殖民统治不久，帕尔心里对西方殖民体系满是抵触，可他却把这种情绪带到了审判席上，无视日本侵略给中国、朝鲜、菲律宾等亚洲国家带来的深重灾难。根据东京审判档案记载，他在撰写异议书时，几乎没参考受害国提交的证词和证据，反而大量引用日本方面的辩解材料，连南京大屠杀中30万平民遇害的铁证，都被他轻飘飘地归为“战争中的正常伤亡”。 你能想象当时受害国代表的心情吗？中国法官梅汝璈看到这份异议书时，气得当场拍了桌子，后来在回忆录里写道：“帕尔的观点不是法律之争，而是道德之失。”那些在战争中失去亲人的幸存者，得知有人为战犯喊冤，更是悲痛欲绝——他们亲眼见证了日军的烧杀抢掠，亲身经历了家破人亡的痛苦，帕尔的1235页异议书，在他们眼里就是1235页的冷漠与不公。可帕尔根本不管这些，他甚至在审判结束后接受日本媒体采访时说：“东京审判是胜利者对失败者的报复，毫无正义可言。” 帕尔的行为，不仅在当时引发了国际社会的强烈谴责，更给后来的日本右翼留下了可乘之机。战后几十年里，日本右翼势力一直把帕尔的异议书当成“宝贝”，反复炒作“东京审判不公”“日本不是侵略国”的谬论，甚至在东京建起了“帕尔纪念馆”，把他奉为“正义的象征”。这种荒唐的操作，本质上就是想洗白战争罪行，逃避历史责任。而帕尔本人，虽然在印度国内因为“反对西方霸权”获得了一些支持，但在国际史学界，他的观点一直被主流学界批判为“脱离史实的理想主义”，毕竟正义从来不是抽象的法律条文，而是对生命的敬畏和对暴行的追责。 其实回头看，东京审判的意义从来不只是给战犯定罪，更在于确立了“侵略有罪、反人道有罪”的国际准则，让人类意识到战争不是毫无约束的狂欢。帕尔的错误，在于他混淆了“反对殖民霸权”和“纵容侵略暴行”的界限，用单一的法律视角否定了历史正义的复杂性。历史从来不会因为某个人的异议就被改写，日本战犯的罪行，早已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任凭谁也无法抹去。 我们铭记这段历史，不是为了延续仇恨，而是为了警惕这种“双重标准”的危险，更是为了守护来之不易的和平。每一个尊重历史的人，都应该明白：正义或许会迟到，但绝不会缺席，任何为侵略暴行辩解的行为，都是对无数受害者的背叛。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