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德国空姐说，“希望我们的航班不要去中国，不然我就辞职。”机长疑惑的问她，“你为什么那么怕去中国呢？”接下来空姐的一席话令机长哭笑不得。 在上世纪80年代的汉莎航空内部，曾流传过这样一桩“奇闻”：一名叫凯特的德国空姐，居然抱着厚厚的飞行手册跟机组死磕，宁愿丢掉饭碗也不肯飞北京航线。 在她那口早已收拾好的行李箱里，恐惧被具象化为了满满当当的生存物资——不仅塞进了整整二十瓶矿泉水，还有用来充饥的压缩饼干、十几罐肉罐头，甚至连医用级别的消毒片和一次性防护手套都备齐了。这哪里是去执行飞行任务，分明像是要去一个不知名的荒岛求生。 凯特的这份过激反应，现在听来令人发笑，但在当时西方社会的语境下，却有着颇为讽刺的“合理性”。那个年代，信息的铁幕将世界硬生生割裂，关于东方那个古老国度的形象，全凭西方媒体支离破碎的剪裁和坊间以讹传讹的鬼话来填充。 在凯特接收到的信息茧房里，中国是一个依然停留在灰暗旧时代的“废土”：那里没有洁净的饮用水，人们在缺衣少食中挣扎，低矮破旧的房屋拥挤不堪，街道上挤满了伸手乞讨的流浪汉，一旦语言不通迷失在那片土地上，便是求助无门的绝境。 甚至还有传言称，因为北京没有像样的接待能力，机组落地后会被连夜拉到南京或者偏远的外地借宿。 带着这份近乎窒息的预设偏见，凯特最终还是硬着头皮被推上了飞往北京的航班。整个航程中，她如同惊弓之鸟，时刻紧绷着神经，脑海里预演着无数种落地后可能遭遇的“至暗时刻”。然而，现实的冲击从舱门打开的那一刻就轰然而至。 并没有传说中那种破败不堪的荒凉景象，迎接她的是1980年刚刚投入使用的北京首都机场T1航站楼。阳光透过巨大的玻璃幕墙洒在光洁如新的水磨石地面上，宽敞明亮的空间彻底击碎了她关于“阴暗逼仄”的幻想。 那些身着蓝色制服的中方工作人员，虽然英语略显生涩，但引导手势标准规范，每个人脸上都挂着职业且腼腆的微笑。 看着眼前这井然有序的一切，凯特下意识地捂了捂那个装满物资的行李袋，心里那种为了保命而全副武装的“悲壮感”，瞬间变成了一丝尴尬的多余感。 随着机组大巴驶入市区，认知的崩塌还在继续。原本担心的“流放式”住宿并未发生，航空公司早就协调好了指定的接待酒店。房间虽称不上极尽奢华，但该有的卫生间设施一应俱全，床单被褥更是透着清爽的皂角味，找不到半点“脏乱差”的影子。 那一晚，关于那箱“救命水”的信仰也开始动摇。口渴难耐的凯特盯着房间里的自来水管，经过几番激烈的心理斗争，她终于鼓起勇气烧开了一壶水。 那是她在异国他乡的第一次冒险——入口温润，毫无异味，后来她才从机长那里得知，早在开航之前，汉莎航空就已经对北京航食和用水标准做过严苛的突击抽检，卫生指标完全符合国际飞行要求。 而那一夜的餐桌上，不仅有占比接近一半的纯正西餐，还有多达数百种新鲜烹饪的本土面条和热菜，那一箱原封未动的肉罐头和压缩饼干，在这些热气腾腾的美食面前显得格外滑稽。 真正让凯特彻底卸下心防的，是次日机长提议的那场街头漫步。如果不亲自用脚步丈量，她可能永远活在“乞丐遍地”的谎言里。北京的街道虽然不如西方那样车水马龙，但也绝非传闻中的污水横流。偶尔确实能看到一两个衣着褴褛的人，但绝大多数市民穿戴虽朴素，却浆洗得干干净净。 行色匆匆的路人投来的是好奇而非恶意的目光，当凯特尝试回应几位年轻人的注视时，对方因语言不通虽有些羞涩，却友善地挥手致意，保持着一种得体且尊重的距离。 凯特也没有回避这个国家发展中依然存在的伤疤。她看到了远处河道里稍显浑浊的流水，也了解到了这座城市当时确实面临着不小的环保压力。但这种真实的“不完美”，恰恰不是媒体笔下那种绝望的死寂，而是一个庞大经济体正在艰难转身、全力向前的必经阵痛。这种充满活力的真实感，远比那些妖魔化的恐怖故事要动人得多。 一周的驻外任务结束时，凯特站在酒店房间整理行李，看着那个被当成宝贝带来的大箱子，忍不住自嘲地笑了。二十瓶矿泉水只象征性地开了两瓶，剩下的物资怎么带来的又得怎么背回去。这次飞行，不仅仅是地理距离的跨越，更是心理鸿沟的填补。那些原本像迷雾一样笼罩在她心头的恐惧，在每一个具体的微笑、每一口干净的水、每一条整洁的街道面前，早已烟消云散。 回到德国后，凯特不仅主动找机长为之前的幼稚言行致歉，甚至变成了中国航线的“义务宣传员”。她逢人便说，不要轻信那些二道贩子的恐吓，只有当你亲自站在那片土地上，看到那里的古老与生机、落后与追赶并存时，你才会读懂那个真实的东方国家。毕竟，偏见往往源于无知，而打破它最好的武器，从来都只有“身临其境”这四个字。 信源：《人民日报》海外版《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外交往记忆》、中国民航局官网《北京首都机场T1航站楼历史资料》、德国汉莎航空企业档案《1980年北京航线开通相关记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