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2月6日，解放军快进成都时，张大千靠国民党高官张群，拿到最后三张飞台北的军用机票，带着四夫人徐雯波，和几十幅自己临摹的敦煌壁画登机 张大千是四川内江人，近代画坛响当当的国画大师，一辈子痴迷书画，尤其对敦煌壁画爱得深沉。 张群和他是同乡，还是多年好友，当时在国民党里当西南军政长官，手里握着不少调度权力。 1941年起，张大千带着团队去了敦煌莫高窟，一待就是两年多。 那地方条件苦得很，戈壁滩上风吹日晒，冬天冻得人直打哆嗦，夏天又热得喘不过气。 他每天钻进洞窟，对着千年壁画一点点临摹，颜料要自己调，画布要自己绷，连照明都得靠油灯。 临摹的时候不敢有半点马虎，颜色、线条都照着原作来，有时候一幅画要花好几天才能完成。 两年多时间里，他前前后后临摹了270多幅敦煌壁画，每一幅都耗费了大量心血。 这些壁画里有飞天、有佛像、有经变故事，都是中国古代艺术的宝贝。 1949年下半年，国民党在大陆的局势越来越不妙，西南地区也开始动荡。 11月30日重庆解放后，成都就成了国民党在大陆的最后一个重要据点，气氛一天比一天紧张。 解放军一步步逼近成都，城里的国民党官员和有钱人都想着赶紧逃离，机场成了最热闹也最混乱的地方。 那时候想拿到一张离境机票比登天还难，军用机票更是紧俏，只有少数重要人物才能弄到。 张大千当时刚从台北办画展回来，心里最惦记的就是家里人，还有那些辛辛苦苦临摹的敦煌壁画。 他知道这些壁画的价值，要是留在成都，万一遭了破坏，那就是一辈子的遗憾。 情急之下，他想到了同乡好友张群，赶紧找上门去求助。 张群念及多年情谊，也知道张大千的艺术造诣，更清楚这些壁画的珍贵。 他动用自己的权限，在国民党最后一批撤离成都的军机上，硬生生挤出了三个座位。 这三张军用机票，在当时简直就是“救命符”，好多国民党高官都抢不到。 张大千拿到机票后，立刻开始收拾行李，别的东西都可以丢，壁画必须带走。 他挑了78幅最精华的临摹壁画，小心翼翼地打包好，装了满满几大箱子，总重量有80公斤。 四夫人徐雯波是成都本地人，1947年和张大千结婚，当时才19岁，一直陪着他打理生活、照顾书画。 除了徐雯波，张大千还带上了三岁的小女儿张心沛，孩子年纪小，跟着父母才放心。 其他家眷因为没有多余的机票，只能留在成都，分别的时候大家都红了眼，谁也不知道以后还能不能见面。 1949年12月6日那天，成都城里已经乱作一团，街头不时能听到零星的枪炮声。 张大千带着徐雯波、小女儿，还有几大箱壁画，坐着车匆匆赶往新津机场。 到了机场，到处都是拥挤的人群和堆积的行李，每个人脸上都写满了焦急。 就在他们准备登机的时候，机组人员却拦了下来，说飞机已经超载，不能再装这么重的箱子了。 张大千急得满头大汗，这些壁画是他的心血，说什么也不能丢下。 就在双方僵持不下的时候，时任教育部长的杭立武也赶到了机场，他也是最后一批撤离的人员。 杭立武早就听说过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的事，也知道这些作品的艺术价值。 他看了看张大千的壁画箱子，又看了看自己携带的二十几两黄金，当即做了一个决定。 他对机组人员说：“这里有二十几两黄金，是我的全部积蓄，现在我把它丢下，让你的画上机。” 说完，他真的把装黄金的箱子放在了一边，转头又对张大千说，希望这些壁画以后能捐给故宫博物院，让更多人欣赏到。 张大千又感动又感激，当场掏出自己的名片，在上面写下字据，承诺一定会兑现捐赠的约定。 机组人员见杭立武都做出了这样的牺牲，也就不再阻拦，大家一起动手，把80公斤的壁画箱子搬上了飞机。 当时飞机上还有阎锡山、朱家骅等国民党要员，每个人都神色凝重，没人说话。 飞机缓缓升空，朝着台北的方向飞去，透过舷窗，张大千最后看了一眼熟悉的成都城，心里五味杂陈。 此时，解放军的前锋已经抵达成都城郊，这座城市即将迎来新的变化。 飞机一路颠簸，避开了解放区的空域，最终安全降落在台湾。 到了台湾后，张大千没有忘记自己的承诺，后来把大部分壁画交给了相关机构保管。 经过整理，其中62幅临摹壁画正式入藏台北故宫博物院，成为馆内重要的艺术藏品。 而留在大陆的183幅壁画，后来由大夫人曾正蓉整理妥当，全部捐给了四川博物院。 这些跨越海峡的临摹壁画，至今都被妥善保护着，让后人能感受到敦煌艺术的魅力。 麻烦各位读者点一下右上角的“关注”，留下您的精彩评论与大家一同探讨，感谢您的强烈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