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6月16日，医生根据罗健夫的遗愿剖开了他的遗体，结果震惊发现，他全身都布满了癌肿，胸腔里的肿瘤甚至比心脏还大，现场的医生和护士都忍不住泪流满面。 手术室里安静得能听见呼吸声。无影灯下，那些盘踞在他体内的肿块呈现出一种灰白的颜色，密密麻麻，像一片不该存在于人体的荒原。主刀医生的手停顿了一下，他见过太多病例，但眼前这一幕还是让他的眼眶瞬间发热。旁边年轻的护士别过脸去，泪水直接砸在了无菌衣上。这不是普通的病症，这是一个人在极限痛苦中默默承载了多久的炼狱？ 那时候的报纸后来写，罗健夫是位航天工程师，搞集成电路的。在那些共和国急需“中国芯”的岁月里，他几乎是玩命地扑在工作上。疼了多久？没人说得清。同事们只记得他有时会用手顶住胸口，腰弯得像张弓，额头上全是冷汗。问他，他就摆摆手，“老胃病，不碍事”。止痛片从一片加到几片，到最后一把把地往嘴里送。他大概早就知道了，只是不肯说。项目正在关键期，他说他不能撤。一个身体的预警被硬生生按下了静音键，直到最后彻底死机。 我们赞美“春蚕到死丝方尽”，歌颂“燃尽自己照亮别人”。罗健夫的故事，就是那个年代最典型的注脚。他倒下时，才不过四十几岁，正是一个科研工作者最黄金的年龄。他的离世，像一颗沉重的砝码，压在时代的天平上，让“奉献”二字有了血肉的重量。单位追授他荣誉，报道连篇累牍，他的名字成了楷模的代名词。这一切，他都不知道了。 可今天我重读这个故事，心里头除了敬意，还翻涌着一些别的、更复杂的东西。我在想，那颗比心脏还大的肿瘤，它不会一夜长成。在它从小到大的日子里，有多少次机会可以被发现、被干预？如果当时的工作环境，能多一点点对个体健康的强制关怀，而不是仅仅依靠个人的“觉悟”去硬扛；如果我们的价值评判里，能明确把“爱护好自己的身体”也视为一种责任，而不仅仅是不惜一切的牺牲，结局会不会不一样？ 罗健夫的伟大，正在于他的选择是自愿的、纯粹的。他燃烧自己的决绝，照亮了一段艰难的路程。这一点，无论如何都不能被抹杀，也足够让我们这些后来者肃然起敬。但一个健康的社会，或许不应该总是需要、甚至“期待”这样的悲壮燃烧。我们可以敬仰火炬，更该珍惜烛光。让每一份才华都能持续地发光发热，让每一个宝贵的生命都能得到应有的珍视与保护，这难道不是一种更大的成功？ 他走后，他攻关的项目有了进展。那些冰冷的图纸和数据，渐渐变成了国之重器的一部分，守护着这片他深爱的土地。我想，这或许是他最想要的告慰。只是，在那份告慰里，我们真应该再多听进去一点东西，关于生命本身的、脆弱的、却无比珍贵的回响。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