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6月，国军少将陈中柱战死后，头颅被日军割下带走。意外的是，他怀孕的妻子竟然带着女儿，冒死来到泰州并向日军司令提出：我来取回我丈夫的头颅。 泰州的夏天闷得人透不过气，街巷里飘着硝烟和潮湿的泥土味儿。王志芳一手牵着四岁女儿，另一只手护着微微隆起的肚子，站在日军司令部门口。哨兵刺刀的反光晃得她眼睛发疼，可她没眨眼，脊梁挺得笔直。周围的老百姓躲在门缝后头看，心里都揪着，这女人疯了不成？丈夫的头颅被挂在城门口示众，她竟自己往虎口里送。 司令部的木门吱呀打开，阴森的走廊深处传来皮靴声响。日军司令南部襄吉坐在椅子上，打量着眼前这个瘦弱的中国妇人。她穿着洗得发白的蓝布衫，头发梳得整齐，脸上没有泪，只有一种沉静的决绝。“我来取我丈夫陈中柱的头颅。”这句话她说得清晰平稳，像在说一件寻常家事。南部襄吉愣住了，他见过太多哭喊咒骂的遗属，这般冷静的却是头一回。 你可能不知道，陈中柱是怎么走的。那年五月，苏鲁战区游击总指挥部的第四纵队在武家泽一带被围，陈中柱带人血战了六个昼夜。子弹打光了就用刀，刀刃卷了就用石头。最后他身中六弹，从河堤上滚下去，血把芦苇都染红了。日本人敬佩他的悍勇，也恨他的顽强，竟割下他的头颅带回了泰州。消息传到兴化乡下时，王志芳正给女儿缝补衣裳，针扎进指头，血珠子冒出来，她愣是没吭声。 邻居劝她：“别犯傻，鬼子杀人不眨眼。”王志芳摇摇头，把丈夫的军装熨得平平整整，套在自己身上。衣裳空荡荡地挂着，她深吸一口气，仿佛能闻到丈夫的气息。“他是为国死的，不能连个全尸都没有。”这句话她说给婆婆听，也说给自己听。婆婆老泪纵横，知道拦不住这个倔媳妇。 南部襄吉盯着王志芳看了很久。窗外蝉鸣刺耳，指挥部里的日本军官都屏着呼吸。突然，南部站起来，走到她面前，用生硬的中国话问：“你不怕死？”王志芳抬起眼睛：“我怕。但我更怕丈夫找不到回家的路。”她摸了摸女儿的头发，小女孩紧紧攥着母亲的衣角，不哭不闹。那一刻，南部想起了故乡奈良的樱花树下，妻子送他出征时的眼神。战争把人都变成鬼，可总有些东西是刺刀砍不断的。 南部襄吉转身下令，让人取来一个木匣。匣子打开，石灰裹着的头颅面容依稀可辨。王志芳身子晃了晃，扶住桌角站稳。她没有扑上去痛哭，而是缓缓脱下丈夫的军装，仔细地、轻柔地把头颅包裹起来，动作像是在哄孩子睡觉。整个司令部静得可怕，只有布料摩擦的窸窣声。包裹好，她把木匣抱在怀里，像抱着世上最珍贵的宝贝，然后朝南部微微躬身，不是鞠躬，只是一个母亲接孩子回家时自然的姿态。 走出司令部时，夕阳正斜斜地照在泰州的青石板路上。王志芳一步步走得很稳，怀里的木匣贴着腹中的胎儿。老百姓悄悄打开门，默默注视着这个怀抱丈夫头颅的女人。没人说话，但很多人的眼圈都红了。她知道，这一路走回去，丈夫才算真正回家了。 战火里的爱情是什么模样？不是花前月下，不是海誓山盟。是一个女人挺着大肚子，穿过刺刀和枪炮，把爱人的头颅从恶魔手中讨回来。王志芳后来活到九十多岁，孩子们问起当年的事，她只说：“那是应当的。”三个字，轻飘飘的，却压着山河破碎的重量。 如今我们活在和平年代，很难想象那种抉择需要多大的勇气。但我常常想，或许真正的勇敢不是不怕，而是怕得要命，却依然向前走。王志芳怕吗？当然怕。可她更怕丈夫成为孤魂野鬼，怕孩子将来问起父亲时，连个凭吊的地方都没有。这种怕，催生出了连敌人都震撼的力量。 历史书总是浓墨重彩地写将军怎样殉国，却常常轻描淡写地写妻子怎样活着。其实活着往往比死更难。丈夫战死沙场，一了百了；妻子要收拾残局，要养大孩子，要在漫长的岁月里反复咀嚼失去的痛楚。王志芳用最朴素的方式告诉世人：尊严不是喊出来的，是挺直腰板活出来的。 那个夏天的黄昏，泰州城里流传开一个故事。说是有个中国女人，从日本人手里要回了将军的头颅。故事传着传着，人们就记住了，我们的土地可以被占领，但我们的人，永远不会跪下。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